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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雜志：
有關“兩稅合一”的討論從商界延伸到民間，目前又成為“兩會”的熱門話題。那么，實施“兩稅合一”是迫在眉睫，還是時機未到？如果合，又該怎么合……這些問題在今日中國，似已不僅是簡單的稅率統一問題，而且關系到我們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如何讓經濟發展得不僅快，而且穩！何去何從，考驗著相關部門決策者的智慧。
正方：不應貽誤時機
- 孤帆
奇跡終于還是沒有發生！今年的兩會沒有安排審議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兩法合并”草案。
這意味著，目前這種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之間稅負不平等的格局可能還要保持更長時間。這樣一種格局會帶來什么樣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呢？
即便是不懂經濟學，憑著常識也是可以想見：外資企業可以很輕松地開出高薪，挖走中資企業中最優秀的人才；外資企業也可以很輕松地用較低的成本，在中國的市場上把中國企業擠垮，造成中國工人的大量失業；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被中國減免的稅收，在被作為利潤匯回這些外資的母國后，其中一部分又作為其母國政府的稅收，被用來補貼那里民眾的醫療、教育、養老等。而與此同時，這三項開支卻成為國內民眾最頭疼的問題。誰說雷鋒叔叔不在了？長時間地給外資企業以“超國民待遇”證明，中國就是世界上最無私、最慷慨、最熱心腸的雷鋒叔叔！
但如此一來就必然讓人產生一個困惑：這樣的政策究竟是代表誰的利益呢？或者如駱賓王所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這樣提問當然是很犯忌的，但卻并非不合邏輯。
“中國經濟的發展還需要外資的拉動”——這是反對“兩稅并軌”一方的一個重要理由。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資金，而是投資機會，銀行有十幾萬億人民幣的儲蓄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因為總額已經超過3萬億人民幣、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資奪走了中國企業大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由于稅收政策的歧視，居然出現了數額巨大的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假外資”，即中國企業的資金先通過其他渠道“走出國門”，然后再以外資身份回到中國投資設廠。而如果在稅收上一視同仁，這些資金原本是不必到國外去兜那么大一個圈子、便宜那些注冊地的外國政府的。
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的另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外資的到來將帶來技術進步。但不久前商務部對外經濟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發布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卻披露了一個相當驚人的事實：“大量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報告指出，雖然從中國生產出口的產品日益增多，而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的專利技術和核心技術卻沒有多少。譬如DVD產品的65項專利中，我國自主的有33項，但有10項不是核心技術；電視機的40項專利中，我國自有知識產權的不過18項。之所以會如此，是由于跨國公司在投資時，“僅僅將商品產業最沒有附加利潤的組裝環節放在了中國，看重的就是中國的無限供應的廉價勞動力”——以市場換技術的神話破滅了，我們讓出了市場，卻沒有得到技術，簡直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專注于科技創新和外資研究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王春法，曾帶領一個課題組對北京、上海、蘇州、東莞等4個城市的近400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行了調研，并完成了一份名為《利用外資與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研究》的報告，得出了和商務部的報告基本相同的結論。王春法還發現，外資實際上對本地原有的技術產生了一種“擠出效應”。因為從產業和商業化角度來說，外資企業的產品，對國內現有技術生產的產品實際上是一種摧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想跟他們(跨國公司)競爭就必須購買他們的技術，……我們始終在技術創新上難以有所突破”。經濟學上對這種現象有一個很貼切的專有名詞“LOCK IN”——“被動鎖定”或者叫“套牢”。
引進外資只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一種手段而并非目的本身，這一點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忘記！既然是手段，那么一旦當它不再有利于目的時，就應該果斷地予以調整甚至摒棄。統計表明，從1993年起到2003年的11年間，中國國民總收入(GNI)數量年年少于國民生產總值(GDP)，而且差額有越來越大的趨勢。原因就在于中國國內創造的價值有很大一部分(每年約1000億人民幣之巨)并沒有成為中國國民收入，而是作為外資的利潤流向外國變成外國國民的財富，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落入了“增產而不增收”、“繁榮而不富裕”的陷阱，白白為外國老板打工。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不愿意盡快實現“兩稅并軌”，是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而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誰家之天下”的疑問也就一天不會消除！
反方：時機尚未成熟
- 趙曉
新產權學派的大將阿爾欽有一句名言：“所有定價的問題都是產權的問題。”稅收表面看是一個國家權力問題，其實質卻是產權問題，不可不慎重。
稅率的不同“定價”會影響企業的成本與收益，自然引起企業以及各方利益主體的關注。這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中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過去的差別及今天的并軌？
首先，內外資稅收的不一致并非“內外資企業適用兩套稅法，在全球極為鮮見”。事實上，稅收優惠的本質是一種差別稅率，其做法在世界各國比比皆是，其目的是通過差別稅率來實現國民福利的最大化，而通過內外資稅收的差別來吸引外資是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慣例。
其次，外資企業并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已變得不重要。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08941個，合同外資金額10966.08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01億美元。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可以說舉足輕重，約占到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稅收的二成左右，出口與進口均占全國總量的一半以上。顯然，作為重要利益方，外資的想法是不容忽視的，內外資稅收合并的重大政策也必須做到慎重而穩妥，才能保證不影響發展和穩定。
當然，中國目前將內外資稅收政策并軌的方向是正確的，也是必然的。一者，隨著國內金融的日益發展，中國對于外資的依賴程度在相對減輕。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外資大量進入時，數量的增長就已非中國追求的首要目標，吸收外資質量和水準的提高才是關鍵；二者，由于自身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作為興起中全球“世界工廠”的中國已經不需要通過優惠的稅收政策來吸引外資；三者，中國對內市場經濟程度日益深化，從公平的市場改革方向考慮，以及從世貿的要求看，內外資稅率不統一也已與經濟形勢不相符合。當然，以往的內外資稅率不統一還帶來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問題，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如假外資的“環球旅行”問題以及政府官員尋租問題等。在變化了的情況下，經審慎的利弊權衡，內外資稅收的并軌可以說是大勢所趨。
但是，當前推出并稅的時機并非完全有利，而是有利有弊。有利之處：一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05年為“改革年”，內外資稅收并軌作為改革的重要舉措有天時之利；二是稅收并軌后會帶來“減稅”的結果，有意見認為，近幾年經濟增長快速，財政收入增長強勁，因此正好給減稅壓力一個承受的空間；三是目前外匯儲備非常高，人民幣有升值壓力，稅收并軌即使造成外商直接投資的下降，也正好中和并緩解了升值壓力。
不利之處在于，稅收是宏觀政策的一部分，而從當前的宏觀經濟來看，內外資稅收合并相當于“減稅”，這對當前已經存在過熱危險的經濟來說，客觀上將會形成火上澆油的效應。并稅政策的出臺總不能只考慮外資流入的減少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不考慮內資投資的增長帶來的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吧？
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對記者表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已經迫在眉睫，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拖了。”僅從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并軌不會影響外資企業的積極性這一條來說，財長的說法成立。但從宏觀調控，從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既定的“雙穩健政策”的取向來看，則內外資稅收合并方向正確，然而當前的時機并非最優。
最后，筆者再提一點個人建議：希望此法最好還是盡快通過，但不必在當前立即生效，可給予一個生效較長時間段，授權財政部結合宏觀調控靈活掌握(法律頒布時間和實施時間不一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時為履行承諾，在“并軌”的同時為外資企業設置過渡期，原有的稅收減免承諾在過渡期內履行完畢，即實行老企業老辦法，新企業新辦法。如此而行，應能夠保證此法在程序至上原則下效率與公正的較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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