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誠：中國的企業改革理論應該引入政治變量

　　因不良社會政治因素受到忽視而紛紛“崛起”的一大批“國企改革家”的出現，往往使中國企業改革的結果事與愿違

　　文/王 誠

　　在企業改革的實踐面前，理論家的理論總是滯后的。我比較欣賞一個觀點：“沒有壞 的現實，只有壞的理論。”現在我們不論是研究企業家理論，還是企業理論，往往是按照規范經濟學的設定，說企業家需要怎樣一個運營環境，說企業家的供給機制、需求機制應該怎樣。即，企業家需要一個“正常”的環境，然后在這個環境里面產生出“正常”的行為。好像我們的理論是好的，但現實是壞的。

　　實際上，這種思維模式從理論上來看是有問題的。我們有這么些好的理論，但為什么那些優秀的企業家還是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為什么我們的國有企業改了這么多年，還是問題一大堆？關鍵就在于我們的理論沒有提供如何從不好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家和企業制度，向市場經濟體制下應該建立的企業家和企業制度轉變的有效機制。導致這樣的“理論真空”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把中國的經濟研究和中國的政治研究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不考慮“例外”是很大的缺陷

　　周其仁教授談到，他主張的企業家理論不會考慮一個例外，就是企業家覺悟很高的情況。我也注意到這些天各大媒體在主要的時間段都在談論如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的問題。實際上現在我們整個政治理論的取向就是要在這個“例外”上進行突破。我們是做經濟理論研究的，似乎可以不去考慮這種政治取向，但這恰恰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表現在：一、在原有計劃經濟領導人的設計下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母體中誕生；二、市場經濟出現后實質上并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領導；三、強調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市場經濟運行所依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具有強烈儒家文化色彩的重等級、重尊卑、重交情、官本位的交往方式等。所以，人們普遍注意到，中國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不但要受到通常的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影響。但是，在我們的理論中，特別是企業改革理論和企業家理論中，尚未見到將政治因素的分析系統性地引入經濟分析體系。因此，如果我們在企業體制、企業運行和企業家形成的分析中，像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家那樣，僅關注那些企業考慮和制約企業的經濟變量，而忽視企業不得不考慮和承受的政治變量，我們的理論分析結果及其有效性很可能就要大打折扣。

　　好的理論應該能破解經濟現實的“死局”

　　關于企業理論分析中經濟變量和政治變量的相關性問題，可以分幾個層次。

　　首先，從理論分析的任務看。經濟理論分析和經濟政策分析往往不是直接相關的，如果說前者涉及原理和原則的探討，后者則涉及相機抉擇的操作中一定歷史制約條件的探討。我們需要看到，在邏輯推演上很完備的“好理論”是一回事，在經濟現實生活中能夠運用的“適用理論”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大多數理論家滿足于一種遠離現實的理論研究，甚至認為經濟理論為了走科學化和規范化道路，就必須采取這種遠離現實的抽象研究方式；而有一類經濟學家提出經濟理論科學與其它科學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與人類的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的密切聯系，從而特別強調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現實的指導作用。經濟理論的最終任務，是要把看似“壞現實”的一盤死棋走活。如果我們像西方主流經濟學那樣，在理論模型中把政治因素假定為不存在，不發生影響，或者影響是外生的，那么，我們的經濟理論就沒有資格指責經濟現實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更沒有理由要求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按照我們這樣的經濟理論去做。這一方法論，對于那些無法面對經濟現實的“死局”，而又自我陶醉和沾沾自喜的“理論大師”，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為經濟理論分析提出了新的任務。

　　中國企業改革理論“誤區”

　　其次，從企業理論和企業家理論來看。由于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一個在簡單市場力量作用中實現均衡和在自由放任環境中實現和諧發展的市場經濟提供了最完美的解釋，市場經濟國家通常也就樂于以新古典理論來證明自己的經濟體制的合理性。所以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受到各種“異端”觀點的攻擊，但仍然是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學和經濟理論的主流。然而，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中，無法解釋企業和企業家的存在。在新古典的局部均衡理論體系中，企業家存在的理由僅僅是市場中對于“管理勞動”的需要，同樣找不到企業本身存在的理由。在完全競爭的最優狀態中，沒有企業創新利潤的地位。

　　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以產權概念解釋企業運行的原因，以委托人-代理人概念解釋企業家的功能，從而突破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研究框架，從市場經濟制度形成過程的角度，提供了關于企業理論的解釋。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地位仍然是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補充。不僅如此，企業的本質──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即商業創新的承載者，仍然受到忽視。從中外歷史上看，在制約企業創新函數的各種自變量中，不僅包括資源稀缺、技術進步、消費需求、資本供給等經濟因素，而且更重要地包括法治環境、法律健全、政府定位、市場監管、產權保護、社會文化、心理傾向等社會政治因素。在簡單均衡分析中，面對成本約束函數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一次性生產的“廠商”，其實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因為這種“廠商”沒有絲毫創新行為。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企業改革理論，不是把企業當成具有創新動力和核心競爭力的真正市場主體，而是把企業培養成簡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因不良社會政治因素受到忽視而紛紛“崛起”的一批“國企改革家”的出現，往往使中國的企業改革結果事與愿違。同時，也渙散了有創新之心的真正企業家隊伍的凝聚力。

　　如何將政治因素引入理論模型

　　其三，從方法論上來看，如何著手來分析經濟模型中的政治因素呢？這方面可以借鑒“內生增長理論”的方法。在內生增長理論形成之前，西方傳統增長理論認為增長的函數決定于資本、勞動和土地等實物因素，而知識和技術等無形因素被認為是外生決定，即由經濟分析體系外部的因素所決定。因此，就技術因素而言，傳統增長理論是一種“外生增長理論”。羅默等西方經濟學家在模型中引入了技術知識因素，認為技術因素不僅影響了經濟增長，而且技術本身也可以被一定量的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所決定。因此，技術因素就不再是外生的或外部決定的，而是由經濟體系內部的實物生產要素所決定。內生增長理論的出現，通過把技術知識這個影響增長的重大因素引入模型，大大提高了增長理論的現實性，縮小了西方增長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現實之間的鴻溝。

　　所以，同樣為了使中國的企業家理論和企業改革理論更加貼近中國的現實，我們就需要努力而仔細地將社會政治因素引入我們的理論模型。可以考慮的理論工作步驟有這樣一些：第一，將企業改革目標的確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廠商理論轉移到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礎之上。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借鑒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第二，在大量案例分析的基礎上分清影響企業改革、企業運行和企業家行為的不同類型的社會政治因素，對于這些社會政治因素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從中篩選出具有典型意義從而可以用于模型分析的政治變量。第三，將不同政治變量引入企業改革目標分析函數，考慮其可能具備的分析可行性。第四，對于各個政治變量影響企業改革目標函數的后果進行系統性分析，從而確定各個政治變量在一定值域可能造成的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第五，綜合企業改革函數中社會政治變量、經濟變量以及其他變量的各種現實和可能的影響，提出在一定改革目標和社會可承受最大成本前提下的最佳改革目標實現方案。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