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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中央下令各級政府全面暫停“農用地轉用審批；新批的縣改市(區)和鄉改鎮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修改；和涉及基本農田保護區調整的各類規劃修改農業用地向房地產開發商轉讓”，這是防止經濟過熱的急剎車。
半年的土地審批禁令對放緩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有效果的，但這種“斷然措施”合適與否以及負面效應有多大也頗值得斟酌，例如，高速公路、鐵路以及其他諸多合理的基
礎設施建設的“增量部分”都將因此斷掉半年。
另外，過去一年多來，全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普遍上漲，很大程度就是各界基于“土地資源極其有限”這一想象，雖然房產開發有1年半到2年左右的周期，但從今年4月份開始的土地供應急劇緊縮無疑加劇了這種想象和預期，房價因此不但沒有隨著宏觀調控而回落，反而出現普遍的逆向飚升。9、10月份以來，世界普遍認為中國出現了“房地產泡沫”，一些“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 甚至預言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破滅。
于是，解除4月份的“一刀切”急剎車禁令似成順理成章。10月末，《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將從11月1日起取消4月份禁止征用農田用作商業項目的禁令。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10月下旬政府出臺了《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10月28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為此做重要講話。顯而易見，政府用心良苦，并希望至少達到兩點：第一，防止“三個暫停”結束(國土資源部網站語)之后出現“批地”大幅反彈，(不反彈是不可能的)，防止半年多來宏觀調控工作難得的成績遭到破壞；第二，允許合理征地，同時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避免真的發生“房價泡沫”繼續增大并最后突然爆裂，而對中國短期經濟造成巨大傷害。因此，新出臺的《決定》雖然有25條之多，“嚴格管理”的言辭也依舊強硬，但毫無疑問，相對4月份的“一刀切禁令”而言，農地轉用審批的閘門確實已經再次打開。
實際上，4月份的“一刀切急剎車”以及現在為“解禁”而配套的《決定》，都牽涉到我國土地制度領域一系列急待解決的深層問題。例如，根據我國現行法規，農地的所有權歸屬于集體，但集體不是一個虛幻的組織，它實質是由村民構成的集合，因此，雖然我國當前法規否認農地所有權歸任何私人所有，但在事實上它屬于當地村民(集體)所有，并且我國法規也保障并且必須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如果要剝奪這種權利必須加以補償。因此，綜合看來，農民對農地事實上的權益在名義上卻并不足夠清晰。此外，由于政府對村委會事實上的巨大支配力，我國農民事實上便擁有一種奇特的“軟的”土地使用權。在農地征用過程中，最大的問題也往往出在這里。正因為這個權利是“軟的”，地方政府常常利用它們對村委會特殊的支配能力以及與村民討價還價的主導優勢，批地沖動強烈，“權力不用，過期作廢”，于是低價征用農民土地并將其轉手給地產開發商，或用于“招商引資”，從中受惠，多方受惠。農地這個“軟的”、無充分法治保障的權利大蛋糕，于是也往往成為尋租、腐敗者們異常熱衷的目標。農民的利益因此也常常受到侵害。
當前，“失地農民”已經成為一個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但農地征用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農民失地”，而在于“農民怎樣失地”，以及農民的權益(包括持續發展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從長遠來說，中國的農民問題，最終主要還是得通過“非農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來解決。
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其正當權益必須得到法治和公權的有力保障，這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以人為本”以及“執政為民”等諸多新執政理念應有之內容。關于如何保護農民對土地的權益，以及避免難以抑制的“批地沖動”和由此而生的尋租腐敗，華人經濟學家中的驕傲——英年早逝的楊小凱先生一直力主明晰農民對農地永久的、可自主轉讓和交易的使用權，以后的一切問題則通過自愿平等的締約交易來解決。這是重大的問題。它急待經濟學家、法學家以及一般社會公眾和政府充分研究和討論。在改革進程中，一切現實的(或潛在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應當及時得到檢驗和審視，并不斷得到改進和優化，因為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任何一種完美無缺且一勞永逸的制度、法規或政策。
(李健，北京大學金融學博士，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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