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家：經濟學家伍新木解讀中部崛起

　　記者 鐘心

　　伍新木簡介：伍新木，1944年4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漢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法人代表。伍新木教授多年來為湖北和武 漢兩級政府建言獻策，在經濟理論和改革實踐上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是中國研究區域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

　　伍新木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和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國區域科協常務理事、湖北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武漢市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他的學術專長是關于中國改革與發展、區域規劃、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他提出的“區域關聯乘數效應”，是他在區域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發現。

　　伍新木主編出版了《縣經濟概論》、《跨世紀的遷徙——三峽工程百萬大移民》、《長江地區城鄉建設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入世湖北怎么辦》等13本書，發表了《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目標的選擇》、《關于按勞分配的幾個理論問題》等經濟論文130余篇，主持完成了國家七.五重點項目《縣經濟與縣綜合改革》、教育部重點《開發區比較研究》及省市重點科研項目15項(三項獲省、市科技進步獎)。目前是教育部《中國水資源利用的經濟學分析》重大攻關項目的首席專家。

　　本文核心提示：

　　“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運用“區域關聯乘數效應理論”分析中部發展的問題。

　　歷史上的中部地區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作出過六大貢獻。

　　中央應該盡早出臺支持“中部崛起”明晰實惠的有力支撐政策。

　　直轄武漢，對“中部崛起”的十條建議。

　　日前，記者就“中部崛起”的有關問題采訪了對此有專門研究的經濟學家伍新木教授。伍新木認為：作為國家發展戰略，“中部崛起”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中部地區的六省應該抓住歷史機遇，排除干擾，尋求協調，整體崛起；伍新木還認為，歷史上的中部地區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代價，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中央應該根據中部六省的實際情況，給予特殊的政策支撐。作為建言獻策者，伍新木對“中部崛起”還提出了十條具體的建議。

　　一、“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記者：伍教授，我想請您談談“中部崛起”的有關問題。我們知道，繼“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之后，“中部崛起”前不久已作為國家戰略被正式提了出來。您是如何理解“中部崛起”這個概念的？

　　伍新木：“中部崛起”最早是1988年由湖北省委吸收專家學者的建議提出的一個地方發展目標，并寫入了湖北省黨代會決議。16年過去了，湖北不僅沒有崛起，反而陷入了塌陷的尷尬，這一經濟現象引起了專家學者的各種思考。東北三省從傳統的中部地區劃出之后，現在中部地區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在2004年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明確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抓緊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區崛起的政策措施。為了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中央作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決策，“中部崛起”成為國家戰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部六省與沿海發達省市的差距逐漸拉大，與西部的差距則逐漸縮小，中部地區GDP占全國比重逐漸下降，呈現“中部塌陷”的趨勢。從經濟學的角度正確解釋“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助于科學地確定“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

　　記者：您剛才提到“中部塌陷”的問題，這也是一些專家探討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請問目前學術界對“中部塌陷”都有那些看法？

　　伍新木：此前，有很多專家學者圍繞“中部塌陷”的問題，力圖找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講，主要的解釋可分為六種。

　　解釋一：中部開放滯后論。湖北、武漢比東部南部沿海地區晚開放了12年。近代歷史上武漢是中國最早開埠開放的城市，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武漢市1993年才獲準對外開放。率先開放的地區獲得了開放的先機，獲得了政策優惠，獲得了發展的“馬太效應”。

　　解釋二：中部政策缺失論。政策就是資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資源。東部有開放優惠加快發展的政策，西部有大開發政策，東北有老工業基地振興政策，唯獨中部被遺忘，缺乏傾斜政策，成了“政策洼地”。

　　解釋三：財政政策不合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因中部省份經濟基礎較好，財政收入和上繳基數高，上交比例大，所以中部省份的地方可用財力一直窘迫；而沿海省份上繳財政的基數低，經濟發展快，自用財力大。

　　解釋四：“四不夠論”。湖北省從自身內部深刻反省，從主觀方面找原因，提出了根本的問題是發展不夠，而發展不夠又是因為搶抓機遇不夠，狠抓落實不夠，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夠。我以前一直認為這一論斷切中要害。可是后來經過多年努力，還是未能扭轉塌陷頹勢，呈現出“解決四個不夠又不夠”。

　　解釋五：“用人論”。四個不夠，解決四個不夠又不夠，關鍵是用人：解決發展不夠，要敢用會發展之人；解決搶抓機遇不夠，要敢用會抓機遇之人；解決狠抓落實不夠，要敢用務實求真之人；解決解放思想不夠，要敢用思想解放之人。要敢于大膽啟用年輕人，不能總是借口年輕人太年輕了，不成熟。等完全成熟了，會像樹上的果子一樣，就會掉下來了。而用人的關鍵又在用人之人。

　　解釋六：“文化背景論”。我曾試圖用文化背景解讀湖北的發展：湖北等中部省份容易“小富即安，不求進取”，不像江浙人有強烈的創業沖動，有很大的冒險開拓精神，有不拘小錢、小事、小節的草根品格。沿海開放省市有開放、兼容、競爭的文化氛圍。孔雀東南飛，內地的麻雀也東南飛，而且有些飛到沿海也變成了孔雀。沿海地區像一堆干柴，燃著熊熊大火，內地的一塊濕柴丟進去也被烤干燃著了；內地如一堆濕柴，有幾根燃著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濕柴壓埋得冷火冒煙最后煙熄火滅。有人甚至用“鄂”字來諷喻湖北的文化背景，說九頭鳥聰明，但好斗，窩里斗，內耗，不團結，好爭當頭，不愿稱第二。“鄂字”有兩個口，好爭吵、告狀、拆臺；人有兩只耳朵，兼聽則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愛聽好聽的，好大喜功，形式主義猖獗；“鄂字”下面有一個“虧”字，結果湖北的干部、群眾都落得個吃“虧”，當然這有調侃的味道。

　　記者：您怎么評價以上觀點？

　　伍新木：以上解釋試圖從不同角度尋求中部塌陷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都不是最本源的。“中部塌陷”是一個歷史現象，我們應該從歷史發展過程中去尋找。中國2000多年前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在西北，在長安；后因為資源稟賦變化，西部荒漠化加快，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轉移至北京；由于戰亂影響，宋室南渡，江南開發，明清時代長江中下游成了繁榮富庶之地。20世紀初，1912年，武漢曾經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部塌陷”是近20年來顯現的區域經濟現象，區域經濟現象還得用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來解釋。

　　二、運用“區域關聯乘數效應理論”分析中部發展的問題

　　記者：我們知道，您有一個有名的“區域關聯乘數效應理論”。如果從純經濟學的角度，把中部看作一個區域，那么，您是否可以用您的這個理論對這個區域的政策和相關問題進行一個實證查驗？

　　伍新木：中部是一個區域。區域發展關聯與外部性是區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規律之一。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發展是有關聯的。大區域之間，如北美、歐盟、亞太；國與國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緊密的貿易伙伴國之間；國內的區域間(東、中、西之間，南、北之間，資源地與加工地之間)；在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經濟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區域與區域之間發展的關聯性越來越強，關聯度越來越高。所以人們說，美國經濟打噴嚏，全球經濟會患感冒。

　　區域與區域發展關聯與產業關聯關系一樣，有強弱之分；產業關聯鏈有長短之分，區域關聯有遠近之分；產業關聯有前后之分，有前向關聯、后向關聯，區域關聯也有空間關系，有前后關聯、左右關聯、上下關聯。

　　區域與區域發展關聯效應有正負之分，好的制度安排，好的競爭合作關系，好的區域發展規劃，好的區域政策，可以使區域間發展關聯效應為正，或為大正，甚至獲得倍加的乘數效應。

　　一個國家內部的多個區域間的發展關聯關系會呈現出比較復雜的情況。我們假設：國家宏觀效應為A，國家內部有B、C、D(東、中、西)三個區域。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區域政策可以有四種結果，八種情形：最好的區域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結果應該是：A+、B+、C+、D+，不僅國家的宏觀效應為正，而且每個分區域的效應也為正；次優的結果是三正一負；再次的結果是兩正兩負；最壞的結果是四負。我們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應追求第一種結果，即國家宏觀效應最好，分區域的效應也最好。而應該避免第三種和第四種結果。

　　區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發展實體，區域的經濟活動也會發生關聯。就單個區域的經濟活動而言，單個區域的發展措施和制度安排會出現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可以為正，也可能會為負。單個區域的微觀的一種制度安排，會呈現出幾種后果：①內部效應為正，外部效應為正；②內部效應為正，外部效應為負；③內部效應為負，外部效應為正；④內部效應為負，外部效應為負。如果假設還有大正、大負、小正、小負量上的差別，則情況會更為復雜了。

　　前面是假定外部性表現為經濟影響，如果這種外部性具體細分為經濟影響、社會影響、生態影響，則會出現A123、B123、C123、D123的排列組合的新情形，這種關聯的復雜性超過前面兩類關聯的數十倍。例如甲地的原油自己粗加工，不給乙地，乙地生產能力閑置，結果是A為負，B為大正，C為大負；如果甲地自建原油粗加工，乙地技術改造進行深加工、精加工，結果會是A為大正，B為大正，C為大正。我們可以應用這一原理和方法對我國50年的區域政策進行實證查驗，對我國的重大投資項目的區域影響進行經濟、社會、環境評價。

　　三、歷史上的中部地區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作出過六大貢獻

　　記者：我們再回到“中部塌陷”的問題上，我們還是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部塌陷”，您是否可以用比較通俗的語言為我們解釋“中部塌陷”的本質的、深層次的原因？

　　伍新木：如果用區域發展關聯和外部性規律來審視中部地區與全國及相關區域發展的關系，我們發現中部地區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作出過六大貢獻，與此同時，中部地區依靠自身卻無力付出革命、改革、改造、發展、保護、保障的六大成本。以下六個方面，可以說是“中部塌陷”本質的、深層次的原因。

　　第一是革命的貢獻，革命的成本。縱觀人類社會，新的社會制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要素，但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都要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在中國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中華民族為之付出了中國歷史上最巨大的代價。正如毛主席所說：“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斗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湖北是革命老區，面積廣、人口多、貢獻大，全國13大塊革命老區有5塊在湖北。湖北有老區的縣(市、區)共74個，人口3491萬。革命老區大多在深山區、邊遠山區、低湖地區，是各類弱勢地區，是特殊地區。中部省份老區多，蘇區多，革命根據地多。平江、紅安等縣幾十年間犧牲精英百萬以上，傷了三代人的元氣。大多數革命老區的脫困致富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需要國家更大力度的扶貧解困和實惠政策支持。

　　第二是基礎工業的貢獻，城市改造的成本。在一五、二五、三五時期，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將不少基礎工業的大項目布局內地，中部是受益的地區。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我們又人為地壓低基礎工業的價格和原材料的價格，人為地讓加工工業和輕工業去盈利，為國家原始積累作貢獻。幾十年來我們將基礎工業稱為“骨頭”，將輕工業、加工工業稱為“肉”，其結果是許多重工業城市、資源型城市、老工業基地地方財力弱，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建設落后，基礎設施差，城市包袱重，城市現代化改造成本高。

　　第三是國有企業的利稅貢獻，國企改革的成本。中部各省的經濟特征很相似：偏農，偏重，偏公，偏大，偏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大。國有企業幾十年實施“低工資、高積累”政策，創造的利稅貢獻給國家作為原始積累，而職工的住房、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保障福利是缺失的。國有企業不僅有沉重的社會包袱，還有僵化的機制和傳統的觀念負擔。中部地區國企多，也是中部地區觀念比較落后的社會經濟根源。

　　第四是農業的原始積累貢獻，反哺三農的成本。中部地區多為農業大省。我國是農業大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起點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大國，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不可能靠工業和城市，不可能靠對外舉債，不可能靠對外掠奪，不可避免地選擇剝奪農業。中國通過計劃經濟、統購統銷、集體化、國有企業等制度安排，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工農產品剪刀差對農業農民實現雙重剝奪，盡快地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據估計，中國農業初始的原始積累貢獻為8200億人民幣，中部農業大省的貢獻是巨大的。目前中國已初步實現了工業化，中國已達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水平，中國已進入到了不剝奪而是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中部地區自身缺乏反哺的能力，國家應加大對中部農業大省的補償和支持力度。

　　第五是資源外部性貢獻，環境保護的成本。中部6省地處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千百年來，這些省份為了自身安全，也為了全國安全，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與黃河、長江的災害作斗爭。沿江農民世世代代的水利義工，壘起了巍巍千里長江大堤、黃河大堤，可見沿江農民的貢獻有多大；每年汛期停產抗洪；沿江許多分洪區不讓發展工農業；江河上許多水電站發的電調往全國；清潔水調往北方；水源區庫區抑制工業發展；移民找不到真正一勞永逸的出路。保護環境，保護濕地，保護生態，保護清潔的水源，對西部和中部地區的許多環保要求它的外部性為正，應該讓更廣大的受益區為此付出保護成本。

　　第六是農民工的貢獻，社會保障的成本。中部省份既是農業大省，也是農民大省、人口大省、勞動力大省、農民工大省。改革開放初期，大量輸出農民工，“打工經濟”既滿足了沿海發達省份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是農民求溫飽的現實選擇。近年來，傳統的“民工潮”開始退潮，其原因一是農民減負，農業增收，把農民工當廉價勞力再難招工；二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產業已逐漸升級，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工難以適應變化了的勞動力市場；三是沿海發達省份，勞動力凈流入區拖欠工資，高強度使用農民工，不給農民工國民待遇，帶來了普遍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留守子女和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問題等。中部省份的農民工給發達省份創造了巨大的GDP和社會財富，而他們的自身教育和子女教育以及社會保障的巨大包袱卻留給了中部省份的當地政府。農民工的使用地應該給農民工國民待遇，應負起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責任。

　　四、中央應該盡早出臺支持“中部崛起”明晰實惠的有力支撐政策

　　記者：您認為“中部崛起”是否可以做到整體崛起？在這個崛起的過程中哪些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伍新木：中部應該整體崛起，應該作為板塊崛起。我們強化中部板塊意識并不排斥中部各省與周邊地區發展雙邊和多邊合作關系。現在中部缺乏板塊共同崛起意識，存在離心傾向、分散化傾向、邊緣化傾向、“分散突圍”、“去中部化”傾向。存在這些傾向的一個原因是中部省份的經濟社會的內在有機聯系不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強；第二個原因是中部缺乏長三角和珠三角那樣的集聚幅射力強的城市群；第三個原因是中央缺乏明確的實質性的實惠的中部傾斜政策。

　　記者：您認為中央對“中部崛起”是否應該有一些特殊的支撐政策？在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伍新木：支持“中部崛起”是中央的正確戰略選擇，支持“中部崛起”中央應該盡早出臺明晰的實惠的有力的支撐政策。但是我認為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應區別于東部政策、西部政策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但又涵蓋東部、西部、東北工業基地政策中的適用部分。中部僅僅享有和東部、西部、東北地區已有的相同的優惠政策是不夠的，政策相同等于沒有政策。中部不僅應享有東部、西部、東北已有的優惠政策，還應享有一些“特殊”政策，新的中部政策不應是有明確行政區域對象的中部六省的專享政策，中部政策應淡化區域性，突出問題的針對性。

　　五、直轄武漢，對“中部崛起”的十條建議

　　記者：您是否有一些具體的建言呢？

　　伍新木：具體地講，我有十條建議。

　　第一，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托國家發改委成立“中部發展辦公室”，起協調、指導、制定實施“中部崛起”政策的作用。

　　第二，直轄武漢，促進武漢城市圈建設，增強集聚幅射能力。

　　第三，加大對革命老區扶貧脫困、發展致富的扶持力度。

　　第四，加大對重工業城市改造的支持力度。

　　第五，加大對國企改革的支持力度。

　　第六，加大對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生態保護資源的補償，加大對移民致富的支持力度。

　　第七，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和農村發展建設的力度。

　　第八，應通過政策和法規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使農民工享有同等國民待遇，規范管理，支持合理流動與轉移，流入區應逐步完善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

　　第九，在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取消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過程中，可以分區域逐步實施，實施5年過渡期，早開放的地方早取消。

　　第十，中央要支持中部地區加大改革力度，盡快改善投資環境，迎接東南沿海的產業轉移，充分發揮綜合優勢，盡早實現“中部崛起”。

　　總之，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應體現科學發展觀，應體現五統籌的思想，應對“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很強的針對性。

　　記者：關于直轄武漢，請您談談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伍新木：直轄武漢是實現中部崛起的要求；武漢大而不強，直轄武漢可以增強集聚幅射力；直轄武漢是中國直轄市合理布局的要求。直轄武漢可以選擇不同于京、津、滬、渝的模式，可以選擇省會和直轄市同城，但武漢不轄湖北，只是擴大一點武漢市轄市、區、縣的范圍，強化屬地管理原則。武漢若有直轄的帽子，它會獲得快速發展的動力。關于直轄武漢，我另有一篇文章對此作了專門論述。

　　(“經濟觀察家”欄目刊發此文，并不代表我們完全贊同伍新木本人的學術觀點，希望中國的經濟學人和網友對此進行探討延伸。此文為版權文章，其他紙質媒體若轉載或援引此文必須征得人民網本文責任編輯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