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民：人民幣選擇升值還是選擇區域擴張

　　200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名列世界第三，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到6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出現了驚人的增長，突破了6000億美元。從這樣一些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但是，假如我們將人民幣是否需要升值的問題放到開放經濟下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一般均衡的角度來加以討論，而不是把這個問題僅僅置于外部經濟局部均衡的角度來加以討論，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看到，選擇人民幣升值無論對于世界經濟的增長，還是對于恢復中國一般經濟的均衡都是不利的。

　　為了證實我們的觀點，先得從世界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說起。自從有了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以后，就有了世界貨幣。最初的世界貨幣當然是黃金，并且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最初的、作為世界貨幣的黃金是不帶有任何民族印記的。但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很快就出現了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外圍＂結構，于是由最為先進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為霸權的世界經濟體系就產生了，在這個體系中，作為世界霸權的國家不僅通過技術創新在推動是世界經濟的增長，而且也同時在向世界提供各種各樣的＂公共產品＂，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公共產品就是世界本位貨幣。

　　回顧一下最近300年的世界經濟史，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從英國首次發達產業革命至今，我們大致經歷了兩個霸權時期，首先是英國為世界霸權的時期，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混亂時期以后，我們又進入到了美國為世界霸權的時期。與世界經濟的這兩個時期相對應，世界貨幣體系也經歷了兩種不同貨幣本位的時期：一是以英鎊為本位的世界貨幣體系時期；二是以美元為本位的世界貨幣體系時期。最初的美元本位與英鎊本位一樣，從貨幣的兌換制度來看都是金本位制，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開始了從黃金本位向管理紙幣本位的轉型。而今天的世界貨幣體系則是以美元為本位貨幣的世界貨幣體系。

　　隨著金本位的消失，世界貨幣體系失去了＂黃金紀律＂，這就產生了兩大效應：第一，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可以不受黃金儲備的約束而自行決定貨幣的發行數量，各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對美元采取浮動政策，結果，浮動匯率制度開始盛行起來；第二，為了防止浮動過于頻繁，歐洲國家開始推行地區貨幣合作政策來穩定貿易區內的貨幣(外匯)價格，并且最終導致了地區性貨幣的產生。

　　現在的問題是：處在這樣的一種貨幣體系之中，中國又能做些什么呢？很顯然，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民幣不是世界的本位貨幣，中國想要自主地決定人民幣的定值(也就是匯率)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們還應當看到，中國與亞洲國家去建立一種類似于歐元那樣的區域性貨幣，也是風險很大的。中國所在的亞洲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很大，在目前階段就連建立共同市場都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建立一體化的區域貨幣了。既然如此，那么當美國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時，中國在現階段的最佳策略顯然是牢牢地釘住世界本位貨幣美元，借以維持一個穩定的貿易加權的均衡匯率。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所謂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說到底就是釘住世界本位貨幣、維持一種有效的貿易加權匯率。

　　針對這樣的結論，或許有人會問，市場的作用到哪里去了呢？我們的回答是，市場的力量只有在市場形成以后才能起作用。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所看到是外匯管制、銀行系統與資本市場存在隱患，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下怎么會有健康的市場力量存在呢？更何況，匯率定價涉及到國家利益，面臨著外部的沖擊，我們必須在十分明確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并且有了十分健全的國內金融體系之后，再來討論如何發揮市場力量在匯率決定中的作用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就目前的狀況來說，中國的國家利益就在于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我們這樣說的根據在于：第一，中國的人口問題仍然非常嚴重，新增人口的增長率仍然很高，存量人口中的失業問題依然嚴重，假如沒有經濟增長和隨之而來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業和降低人口增長率的目標是很難實現的。第二，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逐漸從低成本改革階段進入到高成本改革階段，所謂高成本改革指的是假如沒有對利益相關者的高額補償，那么改革就將難以深化，面對即將到來的高成本改革，中國必須借助于可持續的增長來提供改革深化所必需的現金流和其他的資源。第三，中國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國的鄰國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中東歐國家的轉型已經基本成功，并且已經被整合到歐洲經濟共同體，東盟各國也已順利地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出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內外經濟環境下，假如中國貿然選擇人民幣升值，將會導致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喪失殆盡，并且極有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從而激化國內的各種矛盾。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所要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并不是該國的貨幣必須升值的主要理由，該國的貨幣應當不應當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而升值，關鍵還要看這種做法是否有利于該國經濟實現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一般均衡，而內部經濟均衡的關鍵所在又在于是否有利于增加就業。今天的中國并不能滿足這樣的條件，所以選擇人民幣升值可能會犯一種危及國家利益的戰略性錯誤。

　　進一步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事實上對于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也是非常不利的。對此，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如下：

　　由于中國的秉賦特征是人口多、資源少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通過引進外資、走加工貿易為主的國際化道路。當很多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都在擔心或者批評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存有巨大隱患的時候，市場和企業還是按照客觀的經濟規律選擇了加工貿易。因為中國選擇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際分工模式，結果，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就要大大高于一般的開放經濟國家。

　　中國極高的貿易依存度和對外開放度產生了兩大效應：其一，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急劇增加，從世界有關研究機構的推算來看，中國的GDP只占世界GDP的4％，但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要高達17.5％；其二，從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的事實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事實上是被世界各國所分享的。這種狀況在世界經濟史上還是比較罕見的，因為在中國出現經濟增長以前的時代里，幾乎每個大國的崛起都會產生負的外部性，即一些國家的發達，必定要以另外一些國家的相對貧困為代價。但是，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卻正在改變這樣的狀況。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國家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予以高度關注，并且充滿期待。

　　如果我們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作一番具體分析，那么我們將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可以說是惠及天下。我們這樣說的根據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大致通過以下七個渠道給世界帶來了好處：第一，中國所出口的廉價商品為世界所有國家消費者創造了消費者剩余；第二，中國的原材料進口帶動了所有原材料生產國的經濟增長；第三，中國的中間品進口帶動了所有中間品生產國的經濟增長；第四，中國的資本品進口帶動資本品輸出國家的經濟增長；第五，中國的奢侈消費品進口帶動了生產奢侈消費品生產國家的經濟增長；第六，中國大量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又為資本輸出國家帶來巨大的所有權收益；第七，中國政府的官方對外投資還為世界的資本循環、增加世界貨幣供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以上貢獻表明，中國正在成為今天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的動力來源。在這樣的格局下，假如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導致中國的經濟衰退，那么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而且也將是世界的損失。正因為如此，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批評那種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錯誤論調。

　　假如我們以上的分析都是成立的，那么人民幣是絕不應當升值的。但是，面對著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如果不升值，那么我們又能采取什么樣的方法來降低或消除人們對于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進而達到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目標呢？對此，我們的觀點是，在開放消費者境外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基礎上，進一步在東亞地區推進貿易領域中的人民幣自由流通制度，本文把這種做法稱之為＂建立人民幣貿易區＂。其含義，就是把人民幣境外自由流通的范圍從消費者逐漸擴大到從事貿易的廠商。

　　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中國沒有改變世界貨幣的本位，世界本位貨幣仍然是美元，因此，中國和東亞國家不必像歐元區國家那樣為尋找一個統一的＂貨幣錨＂而煩惱；第二，大量流入中國的外匯(美元)可以通過向境外發行人民幣而不對中國的內部經濟造成沖擊，特別是由過多外匯流入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沖擊；第三，可以逐漸地在東亞地區形成一種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擔保的地區貿易結算體系，這樣做既可以避免由外部匯率波動造成的對于地區經濟造成的沖擊，又可以避免像歐元區那樣的地區經濟合作的高額成本。所以這實際上是在獨立貨幣和地區貨幣一體化合作這兩種極端狀態中尋求一種更加有利可圖的貨幣與經濟合作機制。

　　綜上所述，面對中國不斷增加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要想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并對世界經濟增長繼續做出積極的貢獻，進而達到和平崛起之目標，比較可行的做法不是去迎合市場和國際投機力量，選擇人民幣升值，而是應當從兼顧內外經濟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平衡增長的立場出發，選擇人民幣的區域擴張政策。這樣做，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特別是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日益密切的東亞都將帶來巨大的經濟福利。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