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彥：中國國內發展有可能出現飛雁模式

　　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和其他經濟學家相比，一頭銀發、身著黑西裝的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即便沒有他說的日本年輕一代那樣酷，卻是個極有魅力的人物。長期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的他，四年前領銜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今天又在豐田公司資助下，與中國經濟學界同行吳敬璉一道，在清華大學發起設立了一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青木向我們講述了許多名人的趣事：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同事、那個美麗女人、小布什的左膀右臂康多莉扎.賴斯，其博士論文是關于蘇聯紅軍的形成史；而斯坦福大學校長亨尼斯曾經下海三年，創辦半導體公司，后來回到學校當領導；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從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到錢穎一，都是青木多年的朋友。

　　當然，作為學者的青木昌彥，更關注經濟制度分析和產業組織理論。

　　盡管模塊、意會知識、官僚多元主義是他撰寫論文時經常使用的抽象概念，但他卻更樂于探討有趣的真實世界的問題，比如IBM和豐田的產業組織存在哪些差別；斯坦福大學和硅谷有什么樣的聯系，日本的大學改革能從中獲取什么啟發；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農業人口比例下降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將如何反哺農業。在清華大學新建的這個研究中心里，青木將邀請美國和日本的學者，用比較制度分析方式引發更多有趣的討論。

　　1976年“四人幫”垮臺之前，青木昌彥第一次來到中國，他參觀了大寨、西安等地。在當時的清華大學，他看不到一個學生或教師的身影，圖書館門前只有解放軍站崗。他還拍了當時很多大字報的照片。故地重游，如今口號已變成“科教興國”，他感慨萬千。

　　春節期間，青木乘坐日本航空的飛機離開東京，他發現飛機上70%的人都是去日本度假的中國人。他為中日兩國的關系日益密切由衷高興。他曾寫道，“德國和法國在上個世紀曾經交戰過兩次，但它們成了歐洲聯盟的核心國家；我希望日本和中國也盡快實現真正的和解，建立未來型關系，像橢圓的兩個圓心一樣，成為亞洲的核心。”

　　發展模式比較

　　中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發達的沿海地區，又有不發達的中西部農村地區。在中國國內有可能出現飛雁模式。讓資金、知識自由流動，這樣可能更健康。

　　經濟觀。察報：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有獨特的發展模式，而90年代美國模式又回來了，中國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嗎？

　　青木昌彥：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在我看來，產業組織正在發生變化，即所謂的模塊性(modularity)。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技術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各種各樣的技術體系發展出來，比如互聯網體系，又比如在汽車業。一個公司，或一個組織，無法完成所有工作，甚至像IBM這樣的大公司也不行。

　　從196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開發模式。當IBM試圖發展大型計算機系統時，它發現工作會非常復雜，于是把整個系統砍成幾塊，這稱之為模塊(modulars)。中央設計者只負責設計規則，或者說，設計師只負責界面。而設計各個模塊的任務則留給下面的團隊。按界面規則，負責模塊的團隊可以是獨立的。

　　后來經過發展，這些模塊不一定由公司內部的團隊來完成，可以由獨立公司去做。同一個模塊，可以有很多團隊互相競爭，把競爭中最好的模塊綁到一起。這樣，一個體系的發展會非常快。而用不同方式把模塊連接起來，還可能發展出新的體系。

　　這就是在硅谷發生的情況。這是產業組織的一種新方式。所以，大組織不一定就好。在某個領域，特別專注的小公司會更靈活，而系統會用不同方式把不同模塊組織起來。在我看來，日本的所有大公司也在發生這樣的破壞性變化。能夠適應新環境的公司活得很好，不能改變自身來適應的就不行了。

　　經濟觀察報：那么中國呢？

　　青木昌彥：就中國而言，中關村有很多小公司，可以學習或模仿硅谷模式。但在我的印象中，中國的制造業仍在強調規模。當然，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樣。崇拜規模、崇尚大公司并不一定正確，尤其在汽車業和制造業，現在有外包，衛星化等生產方式，這可能更適合全球化的進程。

　　中國有很多國有企業，他們沒有面對真正的壓力，他們只想著如何更大地擴張。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10多年前的研究中曾出現了飛雁模式，日本作為頭雁，后面有香港、臺灣、韓國等，一個接一個，這些國家或者地區分別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像飛行的雁群。

　　但這種模式現在已經過時了。因為日本經濟停滯，而中國迎頭趕了上來。不過，就中國國內來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發達的沿海地區，又有不發達的中西部農村地區。

　　所以，在中國國內，有可能出現飛雁模式。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很發達，但勞動力很貴。如果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這些公司就會在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投資，或者在市場更初級的地方投資。讓資金、知識自由流動，這樣可能更健康。

　　公共財政在這方面應該有所改革。目前企業所得稅方面的政策使各地方政府傾向于保護當地公司，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很不好。所以，中央應該在整個經濟體中實行更統一的企業所得稅，避免刺激省級政府保護他們自己的投資和自己控制的企業。政府應該關注安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和教育等問題，貧困地區的發展應該通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提供一些資金。

　　經濟觀察報：有沒有什么理論可以解釋中國的模式和現象？

　　青木昌彥：我專注于比較經濟制度分析，這是一種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經濟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會融和，可能會繼續保持差異。

　　中國是獨特的，但中國也曾經是一個中央計劃經濟。所以，有些研究是比較東歐、俄羅斯和中國的轉型過程。與此同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臺灣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開始階段農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傳統社會規則是農業社群中的人際關系生發出來的。這些社會關系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這種發展形式和西方經濟的發展很不一樣，比如俄羅斯。

　　所以，在面對這些既有共同點，又有獨特性的問題時，比較研究會很有趣。雖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問題是共同的，比如社會保障、養老金問題，環境問題等等。所以，學術研究應該是全球化的。

　　公共政策對比

　　各國都有一些共同問題，比如社會保障體系、養老金計劃等，解決方法卻不一定普世適用。但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中國越來越開放

　　經濟觀察報：在不同國家，公共政策研究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青木昌彥：我想，各國都有一些共同問題，比如社會保障體系、養老金計劃等。在美國、日本和中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關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我們可以從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國家學到許多經驗。

　　環境是另一個話題，中國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遠高于實際經濟增長速度，我想這種增長是不可能長時間持續的。最近《京都議定書》開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氣體的排放？創造一個排放權的市場是否對控制尾氣排放有效？如何資助新環境技術的進步？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技術知識，也需要經濟學素養。

　　還有公共衛生問題，比如Sars、瘧疾、艾滋病等等，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動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傳播，如何控制這些病的流行，不僅需要醫生的合作，而且涉及移民法等。我們會面對許多類似的公共政策問題。當然，解決方法不一定是普世適用的，在某些國家可能容易實施，其他國家也許不行，這要看歷史因素和經濟發展水平。但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中國越來越開放。

　　經濟觀察報：今年3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將成立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您在促成此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青木昌彥：斯坦福大學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叫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我是這個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除了經濟學家，這里還有來自法學院、教育學院、政治學、商學院、甚至工程系的人，對能源、環境問題進行經濟分析。美國新任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曾和我同一年進入斯坦福大學。財政部副部長約翰.泰勒負責國際貨幣事務，過去很長時間他都是這個研究所的主任，還有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首席經濟學家也來自這個研究所。

　　因為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很多問題，比如能源、環境、公共衛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學領域，還需要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參與進來，比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工程研究等。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對公共政策非常重要，我們需要不同學科學者相互對話的論壇。而且，參加者不應僅僅來自學術圈和學校，也應有政府、私人部門的人，比如商人、工會人士。

　　政府、學校與產業

　　改革應該掌握平衡：大學應該關注基礎研究，而產業部門的任務是把技術成果商業化。大學和產業之間的連接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忘記，大學的使命是創造知識

　　經濟觀察報：政府、學校和產業三方合作，在美國和日本有什么區別？

　　青木昌彥：在美國，以斯坦福大學為例，大學和政府之間沒有什么直接合作。政府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所為研究提供經費。而研究資金如何分配，則由同行評議來決定。也就是說，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所的項目官員都是專業學者，他們根據研究團隊的水平、項目的成功可能性等標準來分配資金。

　　談到大學和產業的關系，就斯坦福大學而言，大學附近的私人公司不是由大學資助的，而是教授個人資助。教授可以創辦自己的公司，但也有一些嚴格的規定，比如一個星期只有一天時間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他們想全心投入，那就必須離開學校。教授是這些公司的所有者，資金來自他的家庭、親朋好友或風險投資。

　　在日本，大學系統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過去，那些重要的大學，比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理工學院，還有其他100多所大學，都由政府所有，是國有大學。不過，兩年前情況開始變化。大學成為獨立法人，有了新的治理結構。盡管大部分資金仍來自政府，但分配資金的方式有了很大變化，過去按行政方式來管理，現在則在更具競爭性的氛圍中分配研究基金，向美國大學的模式靠攏。

　　經濟觀察報：日本大學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呢？

　　青木昌彥：如果大學是國有的，這意味著教授是公務員。按法律規定，公務員的行為受到很大限制，他們不能成為私營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不能在私人企業任職等等。但大學成為獨立法人后，教授就可以創辦公司了，像斯坦福大學那樣。

　　經濟觀察報：在日本大學的這次改革中，你發揮了很大作用？

　　青木昌彥：當時我極力推動這個變革。我在斯坦福大學工作過，知道美國大學的運作模式。我們花了很多功夫來做這件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意識到產業和大學的合作關系應該有所變化，但關于大學改革的觀點直到1990年代末才被接受。

　　當然，改革應該掌握平衡：大學應該關注基礎研究，在深層知識的生產上發揮作用，而產業部門的任務是把技術成果商業化。大學和產業之間的連接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忘記，大學的使命是創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