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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祁祥教授
本刊記者 張艷花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保險業自此進入了繼1992年上海保險開放試點后的進一步對外開放。記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說過，15年的談判
中最難的是保險，因為保險業事關重大，中外力量對比太懸殊。那時候，業界內外更將保險外資的進入稱為“狼來了”。如今三年過去了，這匹“狼”已經越來越多地、越來越深入地涉足中國保險領地。根據加入世貿組織承諾，2004年年底，我國保險業在地域上全面放開，這標志著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面對保險業的進一步開放，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三年來的經驗和教訓，以應對未來的挑戰。為此，本刊記者采訪了一直關注保險業對外開放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祁祥教授。
記者：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中國保險業是在整個產業還相對弱小、中資保險企業尚未成熟之際就迎來了境外發達保險業的激烈競爭。從三年來的實踐看，外資保險業的進入對中國保險業產生了哪些影響？
孫祁祥：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來說，我國保險業的開放表現出力度大、速度快、起點高的特點。在中資保險企業還不是很強大的背景下開放，負面影響一定是存在的。比如獲準進入的大部分外資保險公司，它們由于悠久的經營歷史而積累了豐富的承保經驗、科學有效的管理體制、雄厚的資金實力等，利用這些優勢，它們在產品的開發、銷售、客戶服務、人才集中等諸多方面直接形成對中資保險企業的競爭和挑戰。并且隨著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外資保險公司的數量不斷增加，這種競爭和挑戰也越來越明顯和激烈。據統計，截至2003年年底，外資公司總資產達197.8億元，占我國保險公司總資產的2.17%，保費收入占全國保費收入總額的1.73%。而從2004年1～8月的保費累計數據來看，外資公司的市場份額已經上升到2.01%。在上海、廣州、深圳等外資保險機構相對較為集中的區域保險市場上，外資公司，特別是外資壽險公司的市場份額更是大大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可以說，外資公司的增長勢頭十分強勁，擴張也非常迅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中資保險公司的業務形成沖擊。
但是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外資保險企業的進入也為中國保險業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這些影響將在更長的時期內促進中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首先，外資保險企業的進入不僅提高了我國保險業的資本存量，而且大大提升了我國保險業存量資產的質量。伴隨外國資金進入中國的，還有大量能夠有效提高資產質量的創造性資源，例如人才、先進技術和經驗、技術開發與使用能力、管理能力、對客戶需求的理解能力等，這些資源對改善我國保險業的資產質量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具體來看，一是來自發達保險市場的外資保險公司通過各種形式介入中國保險業后，直接形成了高質量的增量資產。二是由于外資公司在精算、險種設計、管理、營銷、服務等方面帶來了一系列的新觀念和新技術，從而提升了中資保險企業的生產率和創新能力。我們感受最深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個人營銷、銀行代理等銷售模式的引入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壽險業的發展。三是(也是最為重要的)許多外國保險公司為了能在中國市場取得經營上的成功、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紛紛與中國的科研機構或其他組織合作，或獨力從事創新含量較高的研發活動，使得中國的保險業可以利用外資公司的技術開發能力形成自身的生產力。例如，瑞士再保險公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作完成了《中國自然災害系統地圖集》，其中收錄了近500年來我國主要的自然災害的地理氣象資料，全面展示了中國的災害分布格局，為保險公司涉足地震、洪水等巨災保險市場提供了有力的風險評估依據。
其次，外資保險企業的進入對中國保險業體制改革產生“倒逼”效應。外資的進入迅速增加了保險業經營主體，而外資公司強勁的增長勢頭不僅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投資者競相進入，而且給中資公司帶來了競爭壓力和示范作用。開放的外在力量促進了不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舊體制的逐步改革，從而為中國保險業創造了良好的改革環境。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開放大大增加了我國保險市場的競爭性，產、壽險業前三大保險公司的市場份額分別從2001年的96.1%、95.3%下降到2004年1～8月全國保費收入數據來看，產、壽險業這兩個指標已經分別下降為83.3%和78%，顯示出市場集中度進一步下降的趨勢。第二，外資直接參與并推動了我國保險業所有制多元化的過程，加大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廣度和深度，推動了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和經營理念的形成，保險業的增長模式正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第三，開放促成了市場導向型的法律框架和監管體制的形成。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政府對《保險法》及一系列保險行政規章及規范性文件進行了相應的修訂，并制定了《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與國際接軌的保險法律體系。而伴隨市場發展和開放步伐的加快，保險立法的速度也明顯加快。同時，我國保險監管也逐漸制度化、規范化，并逐步與國際接軌，監管方式從單純的行政審批、事前監管逐步向事中監控和事后監督轉變，償付能力成為監管的主要內容。
記者：在開放的過程中，中國保險業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所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進以應對進一步開放的需要。請您談談我國保險公司在經營中還存在哪些不足，以及應當如何改進。
孫祁祥：回顧中資保險公司近幾年來，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發展軌跡，我認為所暴露出的幾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重“數量擴張”，輕視市場細分與核心競爭力的培育。面對強大的外資競爭對手，中資公司的相對優勢在于其覆蓋廣、數量多的經營網點，大規模的營銷隊伍，前期累積的保單資源和客戶資源以及熟悉國內市場的天然優越性，但是這些優勢并不能為中資保險企業提供進入不同市場的潛力，也并非競爭對手所難以模仿和復制的，也就是說，它并不構成中資保險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對外開放以來，中資企業卻大多是在短暫的保護期內，依賴這些簡單、短期的競爭優勢，在其已有的、雷同的營銷渠道和最易觸及的客戶及險種上進行激烈的競爭，其結果是各公司險種結構嚴重趨同，容易被占領的主要市場中競爭激烈，同時市場細分不足，很多保險需求又得不到滿足。因此，保險公司應當貼近市場、研究市場、細分市場，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客戶的潛在及現實需求，開發設計符合實際需要、有特色、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
重“輸血”，輕“造血”。中資保險企業可以通過經驗和技術的學習與模仿，對發達市場先進制度、政策和經驗的借鑒等途徑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單純地重視“輸血”，其結果必然是中資企業的專業人才儲備不足，與其外資競爭對手總是存在一個無法逾越的技術差距。中資企業的長遠發展最終必然要依靠其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誠然，一種思維方式和經營方式一旦形成，就容易產生思維慣性與體制惰性，但是中資保險公司要與外資公司在同臺競技時贏得發展機遇，甚至超越它們，就必須不斷超越自我，進行包括經營觀念、組織機構、產品、展業方式、服務、風險管理方式等各個方面的創新。對外開放給了中資保險公司借鑒、模仿外資公司的機會，但對中資公司來說，更重要是要通過先期模仿而培育起創新意識和創新動力，提高創新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保險企業。
重銷售經驗、產品設計等方面的學習，輕視服務經驗的借鑒。服從于“數量擴張”的經營戰略，中資保險公司大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迅速擴大業務規模、實現增長的產品銷售和設計等方面；相反，中資公司在對其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的服務方面卻著力不足。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資公司紛紛借鑒個人營銷模式，但卻將“個人營銷”的內涵簡單地詮釋為利用個人代理人進行產品銷售，導致其營銷隊伍素質普遍低下，忽視或無力為客戶提供必要的服務。但是對于保險產品而言，高質量的服務甚至比產品本身更重要。因此，中資保險公司要應對保險業的進一步開放和競爭，就必須重視服務經驗的借鑒和創新，在保險產品消費過程的每個環節，如售前的保險咨詢、投保，以及售后的查勘定損、理賠、客戶回訪等方面做好服務。
記者：作為較早開放的金融領域之一，保險業在此過程中所經歷的得失對于保險業自身甚至其他金融行業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請您總結一下保險業積累了哪些經驗。
孫祁祥：我認為有三點經驗是十分寶貴的。首先是開放過程的可控性。雖然加入世貿組織協議承諾的保險業開放力度較大，但最終我們還是守住了一些重要的關口，例如，拒絕了外方提出的每年必須開放若干家外資保險公司的要求，而只承諾按審慎原則審批準入。這樣，在主動開放的大原則下，監管部門仍然掌握了主要的審批權限，以此方式控制了開放的實際進程，避免了外資對國內市場帶來過多的負面沖擊。其次是積極進行改革。例如行政審批制度、條款費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這些改革舉措激發了保險企業的經營、創新活力，為中資保險公司利用開放機遇、盡快發展壯大自己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最后是注重引進外資公司的專長經營領域，在開源的同時，有效地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例如，2003年我國引入了在養老產品方面有特長的瑞典斯堪的亞公共保險公司和在農業保險方面有特長的法國安盟保險公司，這類舉措有利于促進我國保險業產品結構的優化。
記者：隨著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您認為還有哪些問題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并加以解決的？
孫祁祥：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在一步步深入，而巨大的市場潛力又使得中國保險市場成為發達國家熱逐的對象，可以預見，外資在中國保險業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因此，如何在建立能與國際接軌的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夯實開放型經濟基礎的同時，避免外資對中國保險市場、甚至對國家安全造成較大的負面沖擊，已經成為擺在決策層面前的首要課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保險業的進一步開放，必須要認真考慮和解決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新的競爭局勢帶來的新的監管問題。強大的外資公司，特別是具有巨大市場影響力的全球性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保險市場，對我國的保險監管提出了新的問題，即如何應對跨國公司濫用市場影響力的傾向和可能性。跨國公司憑借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和全球融資能力、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強大的研發能力、豐富的資本市場運作經驗，其競爭優勢可以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因而比內資公司具有更強的市場影響力，同時也有更強的規避監管的能力。這不僅對我國立法部門提出了有關立法方面的要求，而且要求監管部門增強監管能力，從而能夠有效識別和防止其不正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的并購行為，以及由此對我國經濟秩序和經濟安全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正確引導外資進入經營區域的問題。總體來看，中國保險業呈現出空間比例失調、地區差距顯著的局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但不可否認的是，保險業區域開放的路徑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這種不平衡。我國保險業的開放在地域分布上，基本上是先經濟特區，再到沿海開放城市，然后逐步向內地省會城市和經濟中心城市輻射，而“十五”期間新增的保險公司大都是外資公司，這就導致保險經營主體數量在東部沿海地區迅速增加，而在中西部地區則變化不大。中西部地區保險市場的競爭程度，進而市場開拓的努力和創新活力均遠低于東部地區，增長乏力。雖然到2004年底，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已沒有地域限制，但我們認為，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外資公司仍然會將業務集中在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相對健全、人均收入較高、“簇群效應”明顯的東部地區。因此，如何合理、正確地引導外資進入中西部市場，以緩解區域不平衡的狀態，是管理層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
抵御開放可能引致風險的問題。引入外資對中國保險業的發展無疑具有很大促進作用，但是開放也會引致風險，由此對中國保險行業的安全，乃至國家的經濟安全、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的威脅，這可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資的比重高就意味著中國的保險業和國外保險市場緊密聯系，一旦國外市場出現問題，就會通過外資保險企業傳遞到國內，引起我國保險市場的大幅波動；第二，外資的市場導向性非常強，其比重的提高會直接影響到政府對行業的調控能力；第三，如果外資公司有堅定的母國政治立場和較強的母國利益導向，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特別是在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領域出現爭端或其他不穩定事態時，形勢將更為嚴峻。誠然，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具有全球戰略和利益的經濟體，母國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對其影響日漸衰微，這一局面大大緩解了開放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但是，由于對一國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監管部門絕對不能因為風險有所減弱而忽視它。
抵御上述開放所引致的風險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提升中資保險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但在培育競爭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時期內，我們必須審慎考慮外資進入的節奏：如果進入我國市場的外資主體數量過少，引入外資的母國(或地區)過于集中，必然會放大開放的引致風險；但是如果大量引入外資公司以增強市場競爭性，這又會導致外資在中國保險業的比重增加過快、地位過高。因此，繼續按照審慎原則審批外資公司的進入、合理地協調外資進入的節奏、控制外資公司母國(或地區)分布具有相當的必要性。
圖1說明：自1992年美國友邦首家獲準在華營業后，外國保險資本陸續進入中國市場
圖2說明(備選)：英國保誠集團和中國中信集團聯手，成立了中國信誠人壽，成為中國保險業的一支新興力量
圖3：請斟酌是否可用，或者請掃描以前《中國金融》用過的孫祁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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