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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新自由主義”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改革上
文/高尚全
我們的改革現在遇到一些干擾。從歷史上看，往往宏觀調控以后，干擾就出來了。我覺得這并不奇怪。25年改革的歷史就是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排除干擾的過程。最近聽說在批
新自由主義——拉美國家出現那么多問題，就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俄羅斯改革出了那么多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中國改革當中不斷出現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大家知道，中國的改革是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進行的。我們搞改革的時候，還沒有想到什么新自由主義。鄧小平同志也不會說是因為知道了新自由主義才改革的。如果生搬硬套的話，是要亂套的。這是一種干擾。
改革不能因受到干擾而后退
新自由主義是什么意思呢？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經濟全球化。對于這四個特征，我的看法是：第一，生產要素要自由流動，如果不流動的話，還是搞計劃經濟好。第二，如果搞市場經濟，就必須要市場化。第三，中國改革不走私有化道路，但不走私有化道路不等于說不發展民營經濟，要堅定不移地發展民營經濟。國有經濟要調整，該退的要退，該進的要進，當然退是主要的。第四，經濟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資源配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反對全球化，要把國家封閉起來，我們不要出去，人家也不要進來，這行嗎？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爭論過了，為什么現在要搬出來呢？我覺得中國的改革是走自己的路線，和俄羅斯不同，總體上都是很成功的。為什么中國的國力增強那么快，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總體提高了，為什么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越來越大呢？因為這是改革的結果。如果受到干擾了，就退回去，老百姓也不答應。
中國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深層次矛盾，有人認為這是改革搞成的。是這樣的嗎？我認為，恰恰相反，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決這些矛盾還要靠改革。中央領導提出2005年是“改革之年”，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因為我們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這樣的關鍵時期，各種矛盾、深層次的矛盾，包括經濟上的矛盾、社會上的矛盾必然會增多。所以改革就顯得越來越重要。在“改革之年”，我認為要樹立三個基本的改革思想：
一、要把改革作為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的根本措施。中央提出今年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怎樣加強？怎樣改善？靠改革。過去搞宏觀調控，我們對計劃經濟辦法的運用很熟練，往往采取的是行政控制手段，對市場經濟辦法的運用不是很熟練。二、要把改革作為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治本之策，不是治標之策。三、要把改革作為落實和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關鍵。
“改革之年”的四個重點
現在各項改革都處在需要全面推進的階段。改革的內容不光是經濟體制，還有社會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以至于司法體制改革，前一個階段足球改革都提出來了。改革的全面推進需要抓住重點，我這里提四點：
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前一段報紙上登了，180多家中央企業利潤貢獻很大，全年可能超過4500億元。國有企業贏利比過去虧損當然好得多了，但是我們要想一想：第一，這個4500億是怎么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40%靠擴張上市，真正通過改善經營機制、內部挖潛的只有20%，所以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另外，我們也要看到付出了多少成本。根據國資委的調查，180多個中央企業，其中80個企業的資產是損失的，其中40個企業損失了10%，還有40個企業損失了20%。還有，給國有企業大量的貸款、貼息、大量的技術改造投入，這都是代價。所以對國有資產的狀況不能盲目樂觀，改革的任務很還艱巨。180多個中央企業，真正搞股份制的就20個企業。
不久前，我到廣東，原來體改委的一個同志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國有企業開了個會議，郎咸平在會上做了演講。于是大家開始懷疑國有企業改革是否要停下來，所以向我詢問有沒有這個事？我說沒有的事。我只聽到MBO不搞了，開始是說不宜搞，后來說不準搞，沒有說國企改革不能搞。國企改革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中央的決定里都講到國有企業的改革，講到國有經濟的調整，講到股份制，講到產權改革，哪能一個學者的發言就把中央的既定方針否定了。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金融體制改革。據調查，現在中國發展所面臨的風險因素中，社會風險排第一位，金融風險排第二位。金融風險往往可能轉化為社會風險，所以金融改革應當是改革的重點。中央提出要背水一戰，意義就在這里。最近證監會開了一個座談會，講了要停止C股，股權置換要進行試點。對于國有股減持，我們總想搞一個國家統一的辦法，我的看法是，不要太集中，集中搞一個方案的話，是很不容易出臺的；而且風險、矛盾都集中在中央。
第三，政府治理改革。去年討論“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我提了七條意見，其中一條是要把政府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中心環節。因為從宏觀調控的背景來看，投資誰沖動？政府沖動。為什么政府沖動？因為有政績。另外，投資沖動一個是靠銀行貸款，一個靠批地，土地收入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個改革就會受到影響。另外，國有大企業改革滯后了，金融改革滯后了，與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開的。
第四點，要盡快建立改革的協調機制。原來我們認為靠一個一個的政府部門就可以推動改革，但實踐走到今天，證明不行。因為部門往往是即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對象，沒有內在動力。所以我提出了三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恢復體改委；第二個方案是在國務院成立一個高層次的體制改革協調領導小組，由總理當組長，發改委、人民銀行、財政部、國資委的領導作為組成成員。第三個方案，在現在發改委職能的基礎上加強改革的協調功能。這三個方案，我個人傾向于第一個，但因為現在要恢復體改委，需要人大通過。所以，第二個方案：設立一個高層次的決策機構，我覺得是可行的。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文章根據作者在“2005中國腦庫年會”上的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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