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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觀察之趙曉專欄
在2004年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的過程中，秦暉的觀點非常值得關注。這是因為，在關注改革的公平問題上，他比任何“新左派”或郎咸平都要更早(十幾年前就已經提出完全相同的觀點)，論述更精辟、深刻，甚至表述亦更加形象生動(“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在本次爭論中，他再次提出和論述了改革的“公平的起點”問題。這一問題顯然把有關產權改革的
爭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并從經濟領域推至政治領域。
顯然，秦暉是個有公共良心的學者，他提出“公平的起點”，意味著建立公平的公共政策框架在先，而改革在后。其目的是良好的，為的是避免因改革中的不公平現象導致改革的合法性危機，并在事后形成“清算”等改革成本。
對于“公平的起點”這一良好的想法，存在著不少需要討論的問題。譬如，“公平的起點”的實現是非常困難，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昂貴的，因此有可能顯得不太切合實際。如何才能有“公平的起點”呢，除了公正、規范的各項制度，還需要有現代憲政框架。這意味著中國不僅在經濟制度上成熟，甚至還有其他方面也同時成熟，這如何可能？事實上，這樣的制度要以國企改革成功，進而市場制度的改革也成功為前提，這豈不是又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有人曾舉俄羅斯為例，認為其“全民公決”式的公共決策意味著公平，可大部分的人并不認同這就是“公平的起點”的全部含意，也不認為最終實現了真正的公平結果。
很顯然，相比于已經夠復雜的國企改革來說，涉及到政治制度變革的公共決策的改革，顯然是更加復雜的問題。那么，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先解決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再來解決相對簡單的問題呢？此外，在存在著體制性流失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坐等改革呢？顯然，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也許正因如此，大多數的產權改革派經濟學家并非不關注公平，而是不太主張將理想的“公平的起點”作為產權改革的起點，那樣做實際上是將公平置于效率優先的地步，在他們的改革方案中，更多是兼顧效率與公平型的，或者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型的。
在2004年國企產權大討論的后期，有太多的人在談論改革公平。但事實上，中國并沒有通過一個投票箱來給出“公平”結果，而幾乎所有談論“公平”的人對于“公平”的理解，可能都是一廂情愿。好比說，一般人對于國有資產的分配公平的理解似乎是認為“平分”較為合適，然而，對于不同的社會階層，農民、市民、企業經營者、勞動者、權貴階層，以及當年國有資產形成過程中的私有資產的被剝奪者，其公平的含意的訴求常常大相徑庭。
譬如，農民可以認為國有資產是通過“剪刀差”而獲得的，因而認為有權要求優先的分配權；與國有企業關系密切的市民，更可以以自己的身份以及過去的勞動要求分配權；而具體到一個國有企業的工人，就更是有權利要求獲得分配；國有企業的內部控制人，當然就更有以自己的貢獻和地位尋求特殊分配的權力；至于“打江山”的人及其后裔是否可以多分一些，國有資產最早來源之一的工商資本家的后裔們是否可以在國有資產的變賣中多分一些，也將是“公平分配”要考慮的問題。
當年，“不爭論”的政治策略擱置了改革可能出現的這些問題的爭論，只要求機會的大體公平以及最終改革結果的公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此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但現在看來，隨著國企存量的變革，公平問題的確越來越成為這個社會的焦點問題，并可能導致效率的危機。然而，現實之策，公平優先恐怕仍然難以做到，但更多關注公平，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倒是可能的，也是應該的。這可以說是這次國企改革討論的積極意義所在。
如何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實現“公平的起點”，一些學者此前就已提出的宏觀辦法，是用憲政的辦法解決；而周其仁提出的中觀一點的辦法，是讓相關利益者談判，讓各個地方去試，因為各地自然比較清楚國企資產形成的情況，而在全國討論是討論不清楚的；純微觀的辦法則是頒布一個又一個所謂規范改革的辦法。究竟如何解決，何種解決是最優方案，其實要取決于中國的相關制度性約束條件。
在筆者看來，在近幾年內，比較可行的仍然是目前實施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改革思路(在這一改革思路的貫徹中，尤其要照顧好國有企業職工利益和當地穩定)，同時在某些領域也可以更多引進“相關利益方”談判的方法。至于以憲政框架為前提，以一個全社會性的“投票箱”的存在為前提，顯然并不是當前國企改制的前提：既不是中國國有資產改革的現實前提，也不是必要前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專家布坎南曾證明，在存在投票費用的情況下，憲政體制不一定是最優的。這意味著，許多問題其實都是可以在變通的前提下進行討論并進行的，而效果不見得比在憲政的框架下差。
顯然，如果從現實“次優”的選擇出發，掌握效率與公平的微妙平衡，采取一種不取其左、不取其右的“中庸”的改革思路，雖然不像某些激進方案那樣動聽，但也許更符合中國制度變遷的特點，也更有利于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作者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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