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推動中國發展的五大資本及最大優勢

　　中國最重要的成功是什么？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什么？中國發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文/胡鞍鋼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它發展的基礎是什么？我們稱之為一個國家或一個企業的資本。以往認為資本主要是物質資本。世界銀行在2000年首次提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 它的發展是依靠三大資本，即所謂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本。他們認為這三大資本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國民福利。為此，他們提出經濟增長要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也就是說，從原來主要通過物質資本的增加促進經濟增長轉向充分利用人力資本、保護自然資本，使得經濟的增長更具可持續性同時實現國民福利最大化。我們對這個分析框架做了一個改進，增加了兩大資本：一個叫“國際資本”，反映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還有一個企業如何有效率地利用全球資本；另一個是“知識資本”。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企業在21世紀競爭中最重要的資本。

　　五大資本

　　五大資本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國民福利狀況，我們將五大資本的累加定義為總資本，即一個國家廣義的積累率和儲蓄率，它可以反映國家長期發展或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但總資本并不是五大資本的簡單累加，因為五大資本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在累加過程中需要扣除相應的重復計算量。中國目前的總資本，是歷史上最高的積累水平，在世界上可能也屬于比較高的積累水平。我們估計到2010年，總資本還會略有上升，達到8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總資本還要低于物質資本，主要是由于自然資本損失過高，而國際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數值較小，不足以抵償自然資本的損失。改革開放以來，總資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增幅，主要是因為自然資本損失大幅度下降，其它四大資本迅速上升，五大資本均對總資本的增長做出了正貢獻。從改革開放以來總資本來源的構成看，國際資本的貢獻率最大，相對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一，達35.7%；自然資本的貢獻其次，相對貢獻率為31%，再次是知識資本和物質資本，分別為17%和15%；人力資本的貢獻相對較小，為6.2%(見附表)。90年代以來，中國總資本來源構成中，各種資本的貢獻率變化不大，知識、自然資本的貢獻率有所下降，物質資本的貢獻率有所上升。

　　從五大資本未來的變化趨勢看，物質資本變化將不大，約在40%-45%之間，國際資本有上升的潛力，主要是出口占GDP的比重還會有所上升，而外商投資可能略有下降；人力資本隨著教育和衛生投入的增加會穩步增長，預計到2010年還會提高2%-3%；自然資本的變化預計不大，主要是自然資產隨時可能進一步加大，并與環保投資和初級產品凈進口額增加相抵；知識資本預計到2010年還將上升3%左右，主要是高技術產品進口還會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

　　五大資本的變化

　　說明了什么？

　　中國的國情實際上就濃縮在五大資本的變化中。

　　我們首先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中國最重要的成功在于對外開放。1978年以前，中國幾乎沒有什么外部資本進入，但是1978年以后，國際資本迅速被引進，并且迅速積累，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把它稱之為中國最大的紅利——“開放紅利”。所以，一個日益開放的中國，才有可能成為日益強大的中國。同理，一個企業，要想成為強大的企業，最重要的也在開放，看它能不能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

　　第二個結論是：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人力資本。我們認為，這是過去中國持續50年、25年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產生的“教育紅利”，或者說“衛生紅利”。為什么這么講？195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35歲，15歲以上中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但是到了今天，人口預期壽命達到了72歲，15歲以上中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7.3年。而且，中國占全世界總人力資本的24%，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在鄧小平做出改革開放的決策之前，其實有一個最大的決策，我們稱之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就是恢復高考。這是百年樹人的一個邏輯，種下第一批種子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滾大。1982年，當時77級、78級畢業，全國高等教育人口61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0.6%；2003年，高等教育人口已經高達6600萬人。中國不用把13億人口都變成高等教育人口，只要有10%就夠了。10%就是1.3億人，美國現在高等教育人口不到1個億，是經過二百年積累下來的。所以說，中國的“人口投資紅利”，從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那一天就開始形成了。

　　第三個結論是：中國發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什么？很顯然就是自然資產損失太大。自然資本目前還處于“負資產”狀態。自然資本前面有“減號”和“加號”。減號就是按照綠色GDP計算的自然資本損失占GDP的比重。根據我們的計算，1991年損失很高，將近14%。這個數據到1998年降到最低點，為4.17%。但是2003年我們估計可能在7.5%——這一輪重型化可以增加GDP，但實際上也增加了自然資產損失。第二個方面是環保投資。我們認為國家、企業對環保進行投資，能夠增加本國的自然資產，所以說過去把環保投資當成“減號”是不對的，應該是“加號”。具體到一個企業，環保投資使得產品成本提高，但是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增加了自然資產，減少了自然資產損失。

　　現在中國的稅制不是“綠色稅制”，是“黑色稅制”，對環保投資應該允許抵扣；如果使用清潔能源、綠色能源，增值稅應該為零。中國的發展模式一定要從“黑貓模式”轉到“綠貓模式”。20多年前，我們缺貓，所以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當時中國GDP相當于世界總量的5%，出口額僅相當于世界總量的0.7%，人均GDP僅相當于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20年之后，我們發現自然資產損失過高，所以貓的顏色必須從“黑貓”變成“綠貓”。這就是我所謂的“新貓論”，也是基于前面這些計算。

　　第四個結論：物質資本已經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無論是現在的地方政府領導人，還是企業家，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物質資本上。其實，根據我們的研究計算，物質資本本身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物質資本的投入效率。我跟我的學生講，從原來特別差的老樓，突然搬到新樓，勞動生產率就提高了嗎？未必。但是付出的物質資本投入是相當高的。中國現在怎么提高資本效率已經成為突出問題。

　　最后一個結論：中國的知識資本仍然不具優勢，但是在迅速積累。從未來發展來看，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者一個企業最重要的戰略就是實行知識發展戰略，就是要加速知識獲取、知識傳播、知識利用，最后是知識的創新。我沒敢把知識創新放在前頭，因為中國還稱不上是創新大國，只能說是知識購買大國，現在我們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IT用戶。當1876年貝爾發明電話的時候，中國還處在閉關鎖國的清王朝統治下，但到今天，當世界開始有3G手機的時候，我們也有了。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根據作者在“國研-斯坦福中國企業新領袖培訓班”上的講話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附表：中國的總資本變動及其來源（1980-2003）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