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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瀚
龔自珍先生說：“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則名之曰辱社稷……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這樣的情況，今日中國學術界不正在大行其道嗎？
學術科研經費少得可憐，要使得申請獲準，得解決很多人事關系；為評職稱學術上粗制濫造；學術抄襲、找槍手代寫論文專著申報成果、學者以學術為名斂財、教授讓研究生給自己的公司打工、招生過程中收受賄賂、對女學生進行性騷擾……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如此，學術能有什么尊嚴？
原因自然是復雜的，有歷史的，也有現實機制上的，還有學者自己個人的。
如史家錢穆所言，歷史上的中國可是正宗的文官政治。可是，晚清以降，西方舶來的所謂科學主義一時勢傾朝野，自然科學領域的一切都受到歡迎推崇，人文社會學術一時被打入冷宮，這是科學救國論的后遺癥，當然如唐朝詩人柳宗元所言：“勢也，非圣人之意也。”
雖然現在不再有那么多狂熱的科學救國論者，但它的變種科學興國論的勢力卻依然如日中天，別的不說，兩院院士是指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不配有院士的。
我自然贊成科學在一個國家中應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不能因此就抹煞人文、社會學術的重要性。11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就已經警醒國人，民族與國家的國際較量，主要是制度較量，而不是科學技術較量，科技較量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人文社會學術是本，而自然科學是依傍好制度而發達的。但是，整整一百年，社會理論和人文思想因為學科歧視的錯誤觀念而一直未能走上正軌。
學術缺乏尊嚴還有現行學術制度的問題，學術的建制化固然能夠規范學術，但是真正的學術永遠只是極少數人的事業。建制化的學術本是現代大學制度的產物，其主要作用是傳承既有的學術思想，可是現在卻要求學者不斷地生產學術成果，提供了經費就得有結果，然而學術本非養雞場，給了飼料就得長肉、下蛋，這是雞的事業，不是學者的事業。久而久之，真正有分量的學術作品不見其多，而濫竽充數的偽劣作品則招搖過市，這是當今的學術制度之過。
也許學術本無尊嚴，但作為人的學者只要有尊嚴，他所從事的學問就會獲得尊重，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數事實表明，學術的尊嚴首先依靠研究者個人樹立，即使學術制度有問題，人在制度面前也不應束手待斃。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學者起碼應該明白，研究的問題是否自己從心而出，是否到了拿出成果的時候。
一位60多歲的日本法學家逝世前一直沒有出過專著，去世后，他的學生整理他的電腦，發現了老師擬出版的唯一一本文集，僅僅因為他寫了7篇序言斟酌取舍而拖延了時間，沒能在生前出版，最后，這位學生將7篇序言全部收入文集出版，以告慰老師的在天之靈。
這個真實的故事讓我感動良久，這樣的學者能不讓人肅然嗎？被這樣對待的學術還能沒有尊嚴嗎？
在德國，大學教授遠比政府部長得到的社會尊重更多，在法國，密特朗僅僅因為對媒體說自己小時候想當散文家就被輿論逼得道歉，人們認為一個政治家居然敢說自己想當散文家，太狂妄了。
但是，學術有尊嚴的健康社會不會從天而降，如果坐等變革，學術也好，學者也罷，永遠不可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要改變現狀的一個簡單辦法是，力促有關機制變革，但不論制度是否變化，學者自己要像個學者樣，只有學者自己對學術有所敬畏，學術才會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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