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舉：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面臨新要求

　　政策研究    李玉舉

　　2004年是中國外貿歷程中輝煌的一年，11月份，外貿總額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中國外貿的飛速發展得自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外貿結構的不斷完善。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是實現中國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在20世紀80年代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開始起步，并貫穿于改革開放的全部歷程中。

　　當前，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需要中央政府積極貫徹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指導方針，同時根據現階段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筆者認為我國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也面臨著一些新要求。

　　令人驚奇的巨變

　　一個國家出口商品由初級產品轉變為工業制成品為主，標志著貿易結構的改善。在我國，這一過程花費了40年時間。1953年，我國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呈8��2的比例，1992年這一比例變為2��8。工業制成品內部的商品結構也是值得考察的重要指標。1986年紡織品和服裝取代石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類出口產品，標志著出口商品結構實現第一次飛躍，從資源密集型為主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為主；1995年機電產品取代紡織品和服裝成為第一大類出口商品，標志著出口商品從勞動密集型為主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

　　(1)制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

　　我們選擇19980-2002年間40多個國家的制成品出口份額的變化情況與中國進行比較，進而了解中國外貿發展取得的巨大變化。

　　1980年，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只有25％的是工業制成品，到1998年，這一比例上升到80％，2002年這一比例接近90％。2002年，發達國家中除了個別國家如澳大利亞(29％)、加拿大(63％)、新西蘭(28％)、挪威(22％)的制成品出口比重較低以外，其他國家的這一指標數值都超過世界78％的平均水平。

　　在過去20年里，制成品出口份額變化最大的是東盟等一些發展中國家，菲律賓由最初的21％提高到91％，馬來西亞由19％變為80％，泰國由25％增加到74％，印尼提升了大約40個百分點，達到55％。中國由1980年的45％提升到2002年的90％，同期印度只提高了約15個百分點。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表現最為突出，由最初的12％提高到84％，巴西、哥倫比亞次之，提高了約20個百分點，阿根廷、智利表現較差，20多年里，僅提高了約10個百分點，分別維持在30％和20％的水平。

　　這是在短期內發生的令人驚奇的轉變。轉移到工業制成品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形形色色。相對低收入國家，如中國、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出口中的工業品份額高于世界78％的平均水平。在其他國家，如印度、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尼等，這一份額也提高了很多。

　　(2)高科技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

　　東盟國家這一比重最高，2002年，馬來西亞達到60％，菲律賓為70％，新加坡為60％，泰國為30％，均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同時也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這一比重均在20-30％左右。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東盟國家迎合了產業轉移的發展趨勢，技術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高科技產品的制造轉移到了這些勞動力低成本國家。

　　愛爾蘭、韓國排在其后，分別為40％和30％的水平。中國、墨西哥等加工貿易大國，這一比重持平，為20％，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

　　(3)凈貿易條件的變化。

　　總體來看，發達國家在1995-2002年間，凈貿易條件基本上保持不變或稍有上升，而發展中國家表現多樣化。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是智利、韓國，兩國都從1995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69。中國、泰國的貿易條件也呈現大幅惡化的趨勢，由1995的100分別降低到2001年的81和78。巴西、印度、日本、新加坡、土耳其等國家惡化程度較輕，2001年凈貿易條件大致處在90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菲律賓、哥倫比亞的凈貿易條件均出現大幅好轉，三國2001年的凈貿易條件分別達到107、118和109。

　　貿易條件的惡化表明出口產品的單位價值減少了，貿易條件改善則表示出口一個單位產品的價格，可以換回更多單位的其他產品。

　　從對以上幾個指標的簡單考察，我們可以看出整個外貿歷程中，中國在貿易結構轉變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相比于其他國家，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尤其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比重和凈貿易條件等方面。

　　新階段的新要求

　　當前，中國處于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戰略機遇期。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需要保持經濟長期穩定的高速增長率，也就是要充分發揮外貿的“發動機”作用。而要想發揮外貿對經濟增長的正面作用，在新階段里，我們需要關注資本品進口來源、貿易條件等問題。前者關系到外貿的技術溢出作用，后者關系到貿易增長的質量，而未來出口產業發展標準的兩難選擇則是考察對外貿易的動態效應。總的來說，這些新要求直接關系到長期增長率。

　　(1)關注資本品進口來源的轉向。

　　國外學者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表明：貿易是國家之間發生溢出效應的主要渠道。他們認為資本品的進口給東道國可以帶來知識的外溢效應，因此如果東道國的資本品進口一直是來源于那些具有最多知識儲備的國家，對經濟增長是最為有利的。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資本品的進口從高知識儲備的國家轉向低知識儲備的國家，就會損害經濟增長。

　　考察中國的資本品進口來源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1991年時，歐盟12國占我國資本品進口的比例為22.3％，1995年這一比重提高到29.06％，2002年又降低到17.25％。

　　在亞洲，1991年，東盟五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的比重占1.7％，1995提高到3.47％，2002年上升到11.14％。1991-2002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資本品最大的進口來源國。1991年時比重為18.17％，1995年為28.87％，2002年降低為22.68％。韓國的表現較為突出，1991時僅占1.1％，2002年提高到8.85％，僅次于日本和美國，位列第3位。

　　在美洲，美國的比重十分穩定，一直為12％左右，位列第2位。

　　如果以研發(R&D)投資規模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知識儲備水平，我們發現，歐盟整體水平約為美國投資規模的2／3，日本、韓國合起來約占美國的1／3，東盟的整體投資水平較低。因此，中國資本品的部分進口由歐盟轉到東盟，應該對長期經濟增長率是不利的。另外考慮到日本、韓國的知識儲備很高，同時來自亞洲貿易的溢出效應，適應和吸收的成本可能會更低，因此加大從日、韓進口資本品，可能更為有利。

　　(2)著眼于改善貿易條件，避免出口貧困化增長。

　　國內一份研究表明，1993-2002年間，中國貿易條件惡化了13％。具體來說，中國對發達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完全是進口價格單方面上漲過猛所導致的，對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則是出口價格下降起了更大的負面作用。

　　這一不良局面是由我國多年來貿易發展中的累積效應造成的。我國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卻需要從發達國家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換句話說，我國產業鏈未能形成有效的連接。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區域貿易集團對我國的負面影響。大量的實證分析表明：一旦區域組織建立以后，來自區域組織外國家的進口商品的價格一般會出現下降。西班牙加入歐盟、巴西加入南方共同市場后，其他區域集團外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普遍下降，貿易條件惡化。

　　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區域一體化進入了蓬勃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的貿易條件效應。如澳大利亞外貿部委托國內經濟研究中心(CIE)作的一份報告稱，美-澳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后，存在著明顯的貿易轉移效應，中國出口澳大利亞市場將減少1.04億美元，僅次于歐盟(4.47億美元)和日本(2.97億美元)。發生貿易轉移的具體產品主要是工業制成品類，其中紡織品、服裝和鞋類所受的損失最大，占一半以上。總體來看，美-澳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將使我國的貿易條件惡化1％。

　　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伴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就陷入了貧困化增長的陷阱，這一點對經濟增長十分不利。

　　(3)正確處理兩難選擇的問題。

　　考察中國的外貿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個兩難選擇的問題，即出口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作為指導出口產業發展的兩種基準，存在著兩難選擇。勞動生產率持續、快速地上升，才會給該地區帶來動態的貿易利益。基于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競爭力，帶給我們的只能是靜態的貿易利益。

　　對于出口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同組合共有四種：1、出口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都弱；2、出口競爭力強，勞動生產率弱；3、出口競爭力弱，勞動生產率強；4、出口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都強。對于第一類產業來說，理應拋棄或者國際轉移。對于不具有出口競爭力，但勞動生產率持續、快速地上升的產業；或者具有出口競爭力，而勞動生產率增幅較小或下降的產業來說，就面臨著以何種標準發展的“兩難選擇”問題。

　　不同的產業需要自己特定的發展標準。根據筆者的分析，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家具制造業及文教體育辦公用品等行業由于多年促進出口競爭力的政策影響，出口競爭力已經很強，未來應該把“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發展標準，挖掘增加勞動績效的手段；而石油天然氣相關的行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以及機械設備制造業等行業，正好相反，應該把“提升出口競爭力”作為發展標準。

　　只有促進出口競爭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配合才能保證出口產業進入一個“技貿相長”的良性循環，對外貿易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而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對外貿易發展。這也是戰略機遇期內我國外貿發展的最終取向，不過，由于我國產業自身的特征，絕大多數產業尚不屬于這一類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