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奈：經濟增長不會自動帶來制度改革

　　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1月17日下午，即將度過77歲生日的雅諾什.科爾奈(Janos Kornai)站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報告廳，臺下響起熱烈掌聲。這位曾經影響一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匈牙利老人，又一次把目光投往中國。年輕的清華學生還不太清楚他的來歷，但在錢穎一、李稻葵等經濟學家眼中，科爾奈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分析、對經濟學的貢獻，已經達到諾貝爾獎得主的水平。

　　這位年近耄耋的學者，仍對轉軌經濟具備清醒的預見。李稻葵教授評論說，科爾奈30多年前對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中根本矛盾的研究，在十多年后得到驗證；他在1989年出版的《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中的部分理論推斷，與東歐日后的發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許，他在清華的演講內容，若干年后仍有回味的價值。

　　科爾奈不喜歡經濟增長狂熱癥(growth mania)，盡管沒有明言，他還是在演講中暗示，過高的經濟增長并不值得夸耀，在法治、福利問題、制度改革等方面，東歐有許多值得中國學習的經驗。

　　中國經濟增長為何快于東歐

　　在清華的演講中，科爾奈選擇了新加入歐盟的8個東歐國家(匈牙利、愛沙尼亞等)和中國做比較。他承認，中國經濟增長非常成功，在很長時間，經濟增長率達到甚至超過10%。與之相比，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最近幾年經濟增長率在5%左右。他認為，多個因素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大大超過東歐，比如經濟發展階段、實際工資的差異、福利制度和外貿條件的不同等。

　　在科爾奈看來，中國在改革之初基本上是農業國家，處于工業化早期階段。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很快，之后速度就會自然放慢。

　　此外，中國勞動力儲備非常龐大。他稱這種狀況下的增長為外延式增長?extensive growth?。而東歐在勞動力使用上更有效率，是內涵式增長?intensive growth?。更重要的區別是工資水平。中國的實際工資?real wage?很低，而東歐的實際工資水平相對較高。這對東歐的出口是個不利因素。

　　科爾奈尤其提到，東歐國家有許多福利制度方面的安排，比如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等，造成很高的財政負擔，使其陷入某種程度的兩難選擇。他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思考經濟減速可能引發的問題。

　　中國和東歐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還與外貿因素有關。新加入歐盟的8個國家，他們的大部分貿易活動在歐盟內部。目前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所以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會很快。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大不一樣。貿易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中國產品在美國賣得非常便宜。科爾奈認為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的實際工資低得多，這和福利國家以及稅收負擔有關；另一個因素就是匯率。

　　超越經濟

　　科爾奈顯然不愿把自己限定在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他有更為宏大(行情 論壇)的視野。他在1990年代開始提出“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這個概念。他說，制度范式不能夠被限制在任何傳統的分學科中(比如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它必須被視為一個綜合的、一般性的社會科學流派。它對社會功能的不同領域(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之間所發生的交互影響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科爾奈構想的制度范式傳統，來自馬克思、米塞斯、哈耶克、卡爾.波蘭尼和熊彼得等思想家。這些被他稱為制度范式先驅的學者，都有一個最初的專業，但他們的工作遠遠超出了最初學科的界限。他們既是經濟學家，又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這種綜合性的思維不是一種偶然的冒險主義，也不是通過對相鄰的學科蜻蜓點水般的涉獵所得，而是他們思想方式中的決定性因素。

　　科爾奈認為，每一個研究者都在根據制度范式的概念來思考問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命令經濟與市場經濟、官僚與自由企業、再分配與消費者主權——這些以及類似的概念提供了分析框架。他說，許多后社會主義轉軌的研究者沒有意識到他們在說著制度范式的語言，而不是他們自己學科的語言。

　　在這種廣闊目光之下，科爾奈認為轉軌過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組成。有的部分成本低，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犧牲，不會產生很多受損者，不會有太多抵觸。也有一部分成本高，會造成很大犧牲，有很多受損者，很難實施，會遇到強烈的抵制。

　　在他看來，中國選擇了成本很低的那部分進行改革，比如公有經濟的逐漸收縮、價格放開、貿易開放、還比如引進西方科技、文化和教育，包括派學生海外留學等等。

　　在演講中，他提醒，一些成本高的改革在中國還未完成。東歐已經或部分完成的制度改革，值得中國借鑒。比如大型國企的所有制改革、軟預算約束的硬化、商業銀行的改革、監管改革。他尤其提到和“福利國家”相關的養老金系統和衛生部門的改革。

　　他認為，有時候經濟增長放慢一點并不是壞事。合法性不應僅僅和經濟數據相聯系，它還應該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法治和政治制度。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比如匈牙利，在政治、法律和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是完全同步進行的，沒有先后排序。這些成就是在政治保持穩定、社會維持安寧的情況下實現的。

　　“經濟增長有時會讓我們掉入一個陷阱，一個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們不能依賴這種幻覺：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迅速，它會把我們自動帶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也許會隨經濟增長出現，也許不會，歷史上沒有這種自動進入其他改革的先例。”

　　科爾奈明確表示，他不喜歡極端的增長狂熱癥，因為還有其他重要的價值存在，比如自由表達、批評的權利、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他認為應該綜合各種價值，而不是只強調某一些。政策制定者應分析和評估不同的轉型路徑。他看重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和諧、和睦的觀點。他認為一系列價值觀都要協調，相互融和。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解讀，科爾奈正以他的敏銳思維回應中國目前關于“和諧社會”的討論。

　　科爾奈的貢獻

　　盡管成長于匈牙利的計劃經濟體制，科爾奈很早就接觸并參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他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斯坦福大(行情 論壇)學等多個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從1980年代起，他參與東西方社會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討論，他提出的短缺經濟、軟預算約束等概念和分析，為其贏得國際盛名，并多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目前，科爾奈是哈佛大學和布達佩斯高等研究院的教授，2002年當選為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科爾奈很早便與中國改革結下不解之緣。他曾參與中國經濟學界著名的1985年巴山輪會議。他把一切現實的經濟體制劃分四種具體形態，他認為2B模式——即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是中國經濟改革應當選擇的目標模式。這四種類型，后來成為中國經濟學家經常提及的改革路徑。

　　1990年代，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曾引發“轉軌應采取何種戰略”的激烈辯論。流行的方法是將轉型戰略區分為激進和漸進兩種。這種以速度為劃分標準的討論，由于比較膚淺，難以得出有意義的結論�？茽柲翁岢隽艘粋�更能觸及事物本質的理論框架——“后社會主義”的轉型有兩種基本戰略：戰略A，或稱有機發展戰略，把最重要的任務確定為創造有利條件，使私有部門得以從下而上地生長起來；戰略B，或稱加速私有化戰略，則把最重要的任務確定為盡可能快地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消滅國有制。

　　中歐和東歐各國的轉型經驗表明，戰略A由于能夠促進資本積累、培育企業家階層和加速市場制度形成，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轉型戰略；而戰略B卻由于無法做到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還可能形成被一小撮寡頭控制的無規則市場，貽害無窮。

　　(黃锫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