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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
時下呼吁企業家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是一個時髦的話題，提出這一問題的角度形形色色：比如針對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拒絕設立工會、某些企業制假賣假、企業和企業家對社會捐助慈善事業不熱心、企業拖欠壓低民工工資等等不同現象，提出了相同的批評指向——這是企業家不講道德、缺乏相應的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問題的提出是很正常的，這也是一個老話題了，在中國的傳統倫理中從來就有所謂“義利之辯”，在西方的傳統里，始自于現代經濟學的老祖宗斯密，關于社會人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
現在老話重提，有一個深刻的時代背景，是當下的中國正面臨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轉型的時代里，伴隨著市場力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傳統倫理價值被逐漸消解，而新的倫理體系尚未確立。相對于中國人而言，“市場”是一個舶來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須有與之適應的道德基礎，這是確之無疑的。
但是，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如費孝通先生所論證的“私性的社會”，人際交往半徑局限于血緣親疏的人倫關系范圍，而市場社會的繁榮要求市場秩序不斷向外擴展，市場秩序擴展的過程也就是以價格為媒介、人際交往范圍不斷擴展的過程，這需要人與人之間遵循基本的交往倫理。為此，構建與市場社會相適應的責任倫理，對企業家提出相應的道德倫理要求是必然的。
可是，在當下流行的話語模式里，往往存在著以一種價值消解或取代其他價值的趨向。在呼吁企業家責任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同時，其中隱含的一種邏輯論說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是構建有秩序的市場社會最為重要的因素，只要企業家具備了相應的社會責任感，市場秩序就能夠完美無缺地建立起來。
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只是一種道德論說，無限放大“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實質上是一種“唯道德主義”。道德要成為有效的約束力量，有賴于每一個個體對普世性的倫理準則有著共同的認同，并在實踐中能夠自覺地遵循這些準則。可是，道德自律只是一種自我的內省和自我的反思，而不是強制性的第三方約束，本質上是一種“軟”約束。
市場秩序的擴展是一種“公共活動”，維系公共領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賴于社會規則的運行，企業或企業家以追求利潤為天職，為此而“不擇手段”，絕不是道義譴責可以杜絕的。文明社會里，約束個體人的是“心中道德”、約束社會人的是公正的法律。
以上論說并非是要消解市場社會的道德要求，恰恰相反，如果認同“市場經濟”是一種“好”的社會秩序，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有著嚴格的道德基礎，這至少包括充分競爭、自愿交易、誠實守信等等道德要求。而現代社會早已將此類道德要求，外化為市場參與者的基本權利。比如在國際、國內范圍內，《國際勞工組織憲章》、《反壟斷法》、《勞動法》、SA8000認證體系等法律或規約，已經將市場參與者的基本權利顯性化、明確化。
市場秩序的擴展有賴于權利的先行，自愿交易的本質是權利的交易，沒有初始的權利界定，交易就無從談起。所以，構建市場的前提是明確市場參與者的權利，無視交易雙方的權利而強行發生的交易，不是市場行為，而是強取豪奪。
以企業拖欠壓低民工的工資為例，表面上看起來，是無良商家的失德，但是在這一事件的背后，更要害的社會關系是企業侵害了民工的基本權利。企業拖欠民工工資，是違背了基本的市場契約，我國《勞動法》等相應法規對此有著明確的規定，這是確之無疑的侵權行為；企業壓低民工工資、跨國企業拒絕成立工會，是剝奪了工人參與市場談判的權利。
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規約企業的失德行為，須依賴于法治的先行，僅僅著眼于企業的責任倫理建設，是以倫理取代法治、以道德消解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一味訴求于企業倫理責任的存在與否，無形中陷入了一個偽問題的爭論。
(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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