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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經濟成長的綜合成本高
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體系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的匹配。而作為“追趕型”經濟體系，中國長期以來依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依靠行政手段來調節生
產要素、經濟資源的分配，高投入、高材耗、高能耗導致經濟成長綜合成本高昂。
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企業的高負債率，國內企業經營規模擴張，不是依賴自有資本而是“分享”擴張的貨幣政策，也就是說充分利用了銀行貸款。在短期負債面前，企業只能惡性追求數量上的膨脹，商業風險自然轉嫁到銀行身上。而中國現行的企業會計制度，由于對固定資產、庫存、投資、應收帳減值準備不充分，虛增了資產和賬面利潤，降低了實際資產負債率，縱容了企業進行高負債運行，使得整個經濟體系處于高風險狀態之下。
在非連續性經濟政策體系下，在行政調控經濟面前，通過往來負債關系，企業——包括非公企業——呈現出俱榮共損的局面。榮的時候大干快上搶項目，損的時候死拖硬扛賴銀行。“做大了死不了”成為企業界的共識，不少企業擺出了一副“你不出政策救我，我就死給你看”的潑皮架勢，而經濟資源的中心體——銀行又不能代整個社會來承受這樣的風險，反過來迫使經濟政策調整，迫使經濟重新走上“快速增長”的道路，用經濟總量膨脹來反芻消化太多的“投資遞延”、“庫存遞延”、“應收帳遞延”和“供給遞延”，而當期已發生的投入、材耗、能耗和自然資源損失，都成為“投資拉動”的犧牲品，計入經濟成長的綜合“沉默成本”。
——每次經濟政策的“救死扶傷”都縱容了經濟成長依賴的習性。
四是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環境下，經濟體制深入改造的社會成本過高
從就業看，年均增長8%的速度帶來的是年均新增就業崗位800萬個左右，相對與7.51億總勞動力人口和1.77億待就業人口，只是杯水車薪，而統計的城鎮失業率卻在增長(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3年的4.3%)，它降低了居民對長期就業的信心，抑制了居民中遠期收入預期。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關彈性系數下降，反映出經濟成長已經不再是實現充分就業的必然基礎。而沒有充分就業，有效需求的增長就難以實現。
由于近10年來農民從農業中不能獲得收入增長，農村對人口和勞動力的吸蓄作用日益下降。雖然城鎮化進程有利于提高全民生活質量、推動農業集約化經營、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諸多優勢，但城鎮是否具備承納大量農業人口和勞動力的能力將成為這項政策成敗的關鍵，城鎮失業率的攀升使原本分散的各種社會、經濟矛盾逐漸集中，其爆發的力度大大強化了。
中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時間比較短，社會保障環節薄弱已經成為社會、經濟安全的重大隱患。社保基金的總資產即使僅服務于城鎮人口，也只能用“稀薄”來描述。其他在公共教育、醫療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巨大缺口，導致居民對于自身利益無保障的“經濟成長”只能袖手旁觀，像安徽小崗村民那樣自發改革經濟體制的現象，在當下已經不可能重現。
據統計，從1999年到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加大，反映出在本次經濟景氣循環中少數人獲得了經濟成長的大部分成果。基尼系數加大，是調整個人收入稅賦的時機，但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率在過去10年中，只在 2004年調整了的起征點，在對個人資產獲利方面，開征了針對低收入階層的利息稅，卻沒有適時調整個人經營性資產獲利的稅賦，鼓勵個人投資和慈善捐贈的稅收政策也遲遲沒有出臺。
社會、經濟矛盾的加劇，將使經濟體制深入的改造成本大幅度提高。
綜上所述，“投資拉動型的經濟成長”模式發揮了“政府主導經濟”的優勢，也培育了“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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