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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府創造的需求向有效需求轉化率過低
有效需求是由國內、外市場對一個經濟體系產生的需求。由于中國進出口貿易日漸平衡，本次經濟景氣循環從“擴大內需”開始。
為了扭轉多年的通貨緊縮局面，推動經濟重新進入景氣循環，擴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再次推動投資快速增長。從最近5年的統計來看，我國的GDP增長速度都維持在7.1—9.3%之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1999年的5.2%上升到2003年的26.7%(在2004年全面突破30%)。但這一時期居民收入和消費總量的增長卻沒能與投資增長同步攀升。同期，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幅維持在6.8—12.9%，遠遠低于同期投資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即使有消費增長滯后于投資增長的現象，仍可以認為相當一部分投資增長所帶來的新增產出是沒有社會有效需求相支撐的，或者是相當一部分投資是無效投資，最終都將形成新的供給過剩、需求不足。
進一步而論，中國擴張的財政政策主要用于“做大做強”政府管理的國有資產的投資、補足社會/經濟基礎環境。且不討論這兩者的投資效益，由于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關彈性系數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的0.32下降到現在的0.10)，居民不能(或者較少)直接參與其間的投資、管理和利益分配，也就是說，居民從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中不能獲得直接利益(個人收入的增長)，怎能催生出其擴大的需求呢？由于居民中遠期就業和收入安全感差，居民生活社會保障力低，迫使居民傾向于高儲蓄。又由于消費信貸的支撐環境差，且占整個信貸總量的比重小，即使銀行把存款利率降到零，居民通過消費信貸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仍非常有限。當“攢錢買大件”依然是現階段中國居民的主流消費方式時，“擴大內需”就難以落實。
另一方面與吏治有關。官員的政績與“經濟成就”是掛鉤的，而利益取向的差異、行政責任與經濟責任的分治，煽動了地方官員主導經濟的熱情，使其成為投資拉動GDP增長的有力擁躉。“形象工程”、“世紀工程”、各種 “園區”成為吏治體系的產物。由于產業許可、地方稅費、公用事業、土地、國有企業都操縱在政府手中，甚至不少非公經濟都為政府所左右，官員可以透過種種“渠道”放大經濟政策操作的效果，快速形成“政績”。即便“越軌”，項目也已成既定事實，只有事后追認。項目做死了，那也屬于“宏觀調控的后果”。至于能否轉化為有效需求、產生中長期經濟效益，則不是任內所能度量的，與其仕途無關。這種只得利、沒有責任的美差，地方經濟主管怎么會不“身先士卒，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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