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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情結”
周小川之所以從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響，“我的父母長期都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幾年前，周接受《投資
與合作》雜志采訪時說。
盡管周小川一直外界視作省部級“海龜”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經歷過國內求學的艱辛。周高中畢業后，正值“文革”開始，繼續求學已無可能。1968年，20歲的周只能與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樣“上山下鄉”，周去的地方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852農場。
“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這4年中，除了勞動，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觸，比如，對電話系統、載波廣播系統進行一些工程設計，對機床作一些技術革新。”周說這些實踐對他后來從事研究很有益處。
1972年，作為第二屆工農兵學員，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四年大學生活，周除了系統地學習數學、機械、電子、電機、自動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語和日語等，他逐漸對計算機，特別是對計算機軟件工程產生了濃厚興趣。大學畢業后，周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系統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機械研究院系統工程應用工業的研究生，師從中國工程界的老前輩嚴筱均教授。
如果對周在經濟學研究作一個時間段上的劃分，1978年前后這一段時間應該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周只是對經濟問題感興趣；而在此之后，周開始進入到研究的層面。應該說，這一大的變化與周所參與的兩個涉及國民經濟的大工程有關。
這兩個大工程，一個是“川漢輸氣工程”，一個是“30萬噸乙烯工程”。
《投資與合作》雜志的一篇報道，忠實地記錄了周本人對這個工程的回憶。“70年代初，很多人以為四川的天然氣儲量非常大，不僅每年可向武漢輸送150億立方米，甚至還有150億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專門成立了一個"輸氣管線辦公室"，決定上馬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來，辦公室就從全國調集了一大批技術人員。我也被列選其中，去搞管線壓氣站方面的自動化設計。后來才發現，原先上報的數據水分很大，實際上四川的天然氣根本就沒有那么多。這樣，‘川漢輸氣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所有進口的設備、材料，連同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
“另一個是‘30萬噸乙烯工程’。據考察比較，這樣的工程，我國的設計制造能力與國際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關部門決定準備將整個工程實現設備國產化。可是，國內的石油價格太低，乙烯行業毫不費力就能賺取到高額利潤，他們根本就不想購買國產設備。同樣，設計部門和制造部門，也不怎么考慮經濟選擇原則，關起門來一門心思搞‘國產化’。結果，費時多年，‘國產化’計劃中途夭折。我參與了成套設備中央控制系統的系統工程設計，同樣也是無功而退。”
兩次“勞而無功”的經歷對周的觸動很大。他開始意識到，這些項目之所以勞民傷財半途而廢，與中國的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恰巧當時，在錢學森等一批系統工程學者的倡導下，學界有意運用系統工程解釋社會發展問題、人口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在前輩們的指導下，周從那個時期開始從事經濟方面的應用開發。
周善于“創新、突破”在1981年時就初顯端倪。
1981年初，周研究出一個關于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模型。當時，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紀末經濟翻兩番的宏偉藍圖，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構想，對發展、人口、環境以及部分經濟政策問題進行了定量化、系統化論證。這一做法后來被證明，是國內用系統動力學和計量經濟學在計算機上建立較大規模經濟發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嘗試。
同一年，周與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國貨幣流通規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網絡來描述貨幣流通的途徑以及貨幣在每個環節滯留的時間，并表明其流向。以通過數量化的模型來描述金融問題方式，這在國內也是沒有過的。
對于周在這一段時期的表現，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評價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構造了一個多部門動態發展的社會經濟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許多從工程界轉向經濟分析的學者一樣，他們都是先從結構問題和動態發展這種數量關系很突出的領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結構分析一開始就突破了單純物質生產領域的傳統框架。他的這項工作及事后產生的論文，至今對學術界仍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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