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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個僅僅靠增加研發支出就能實現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經濟發展中內生出一套激勵企業、政府、研究機構和中間組織共同參與和有效分工協作的“商業模式”
科技研發的內在驅動力
文｜張 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我在哈佛大學的最后兩個月，與經濟學家Gary Jefferson頻繁茶敘，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的科技起飛和研究開發問題。Gary長期研究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有沒有顯著的所謂“技術擴散效應”倍感興趣。所謂“技術擴散”就是指引進和購買國外的技術有沒有提高中國企業的生產率，有沒有逐步培育出自己的技術開發能力。
就中國的整體水平來講，過去的二十年，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經濟學家稱之為“研發密度”)雖然有一些提高，但始終還沒有超過1%。但從最近兩年的數字來計算，剛剛超出了1%，達到了1.1％左右。而從與國外的比較來看，中國的這個密度數字還只是發達國家的1/3左右。不過有趣的是，1%似乎是個臨界點。從國家比較的角度看，一國研發密度從1%提高到2%所需要的時間似乎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長。例如，一些研究發現，1950年代后期或者1960年代以來，美國僅花了10年就將這個數字從1%提高到2%。同樣，為了將這個研發密度從1%提高到2%，德國和法國也分別只用了11年和9年。在東亞，日本用的時間稍長了一些，用了19年才在1%上加上1個百分點。但韓國在1980年代僅花了5年時間就完成了這個跳躍。
國家的研發密度從1%到2%所用的時間平均不過10年，是什么決定了研發密度的增長？我的理解是，研發密度的變動模式反映了工業發展和貿易結構的變化模式。這意味著，從這些國家的研發密度“起飛”的經歷來看，工業結構向研發密集部門的轉移可能比過去顯著加快了。但這個過程顯然是與國際經濟的整體化進程不斷加快或世界貿易的發展是有關系的。因此，在我看來，一國研發密度的“起飛時間”的長短在今天不過是貿易發展的模式決定的。即便是韓國，離開了它曾經選擇的所謂“策略性”貿易模式(即為出口而出口的進口替代模式)，我們就難以解釋它的這個5年的數字。但很顯然，韓國經濟今天的一切問題的根源，包括它的金融脆弱性都與這個5年的數字有關。
中國經濟中的研發密度現在只是剛剛跨出1%這個臨界值。我們希望它很快躍升到2%，實現真正的科技起飛。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今天的貿易模式和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決定的。我曾經撰文指出，在這個問題上，要走完的路還是應該走完。我們需要完成勞動資源主導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們需要讓我們的產業發展走向成熟，競爭走向充分，我們肯定會縮短工業轉型的時間，但需要的是耐心，而我們好像正在缺乏耐心。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主張，今后十年是中國科技起飛的飛躍期，理由是我們在2001年實現了研發密度1%的臨界值。但我們太習慣于將數字當目標來追求，希望我們能將中國的研發密度盡快提高，與發達國家競賽時間。與這個呼聲相匹配的主張還有大企業的國際化戰略，認為中國已經到了應該鼓勵企業到海外投資辦廠的時候。2004年大量的中國企業從事海外收購更是加強了人們對這個命題的接受能力。可問題是，研發密度的提高不應是選擇的目標，將它了解為一個市場演進和經濟發展的結果更合理。中國經濟在持續增長，但經濟增長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的巨大擴張帶來的外匯盈余掩蓋了中國企業脆弱的生存能力。整體來說，中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可以離開中國走到國際市場的企業來，因為在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國內市場的條件下，企業不可能甩棄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業務而花大力氣去自主從事技術開發和追求知識產權。要選擇依賴技術創新而不是成本優勢來維持企業的贏利能力和競爭力，我們還要有足夠長的經濟發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幣匯率實現了有彈性的管理制度并決定升值，中國的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有足夠多的選擇和機會來降低成本加以對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要優先選擇昂貴的技術研發呢？。
研發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個僅僅靠增加研發支出就能實現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經濟發展中內生出一套激勵企業、政府、研究機構和中間組織共同參與和有效分工協作的“商業模式”。這首先取決于微觀主體的選擇機會的結構。說到底，正像我曾經提到的那樣，研發支出必須能夠實現遞增的回報才有經濟意義。對于當下研發的成本與回報，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比我們自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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