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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樊綱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中國經濟今后幾十年能不能持續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會不會被經濟的波動或者經濟的危機所打斷。因此如何保持中國經濟平穩的增長，減少波段，是作為落后和發展中國家非常艱巨的任務。
地方政府一任期要做20年的事
我們現在經歷又一次的經濟波動，經濟過熱、投資過渡。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各個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設、城市發展建設項目、各種基礎設施投資等等，規模非常大，引起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鋼材、水泥、電解鋁那么熱，就是因為很多建設需要鋼材、水泥、電解鋁。土地產權不明晰，銀行拿到土地之后抵押貸款，對項目評判沒有按照市場的定價的原則，很多后面的動機不嚴。
搞城市化、發展經濟對中國來講都是應該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但大家為什么都做就出現了過熱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現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任期內將能夠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變成項目。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這一任期來做。這是加速經濟發展的良好愿望。
為什么做這些事情？地方政府不是一種能夠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對未來政府的債務，這屆政府可以不負責任。在地方政府的決策當中，下一代人的利益沒有一種體現的方式，沒有納入到利益均衡的進程當中。在公共物品的供給當中誰來代表下一代人？誰來代表下一代政府？下一代政府面臨壞債和沒有土地可批的問題。
經濟波動源自集權的政治體制
我們歷來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從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央政府就不是自負盈虧的自治實體。而且，整個體制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當地的選民和納稅人負責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就不斷出現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后果以及經濟波動。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問題，我們現在的討論往往在這個層次上。也許對于這次波動，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中央把土地的控制權收回來，形成一個聯邦部，由中央直控的這個部們來控制地方土地的行為。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整個經濟體制從中央到地方，政治體制如何改革。政治體制是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市場經濟一部分。在提供決策的當中，各種利益包括農民的利益、地主利益，債權人、債務人的利益，包括下一代人、下一代政府的利益，如何在公共決策當中得以體現？
從我的理解來講，市場本身就是各種利益的均衡機制，是在一組規則條件下各種利益之間，不是一種利益，不是幾種利益，而是各種利益的均衡機制。在中國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如何使我們的市場體制和公共物品體制完成幾十年的改革過程。這可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過程。我們不是事先規定“一定會是什么樣子”，或“別人是什么樣子，我們就是什么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只有各種利益主體在機構中獲得新的均衡，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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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經濟學博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近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過渡經濟學”。2000-2002年主持大型研究項目“中國各地區市場化指數”，“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原因與對策”、“中國財產性要素分布與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研究”等。
除受政府委托進行研究并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并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之外，近年來被世界銀行、UNDP, ESCAP, OECD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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