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十年爭奪戰

　　本報記者 陳宜飚

　　香港報道

　　兩個結果截然不同的調查

　　中國改革開放的近三十年歷程，可以說是大陸與西方國家“爭奪”本國留學生的三十年。香港科技大學的崔大偉(David Zweig)教授早在1993年時曾對留學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學者以及其他旅居者作了一項細致的調查，通過跟近300名被訪者面對面一個多小時的采訪，崔教授得出的統計結果是，只有不到10%的人準備馬上回國，20%左右的人說他們肯定會回國(但不確定時間)；另外卻有高達近20%的人肯定不回國。

　　2004年，在圣誕節前夕，本報記者也通過各種渠道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發出了無記名采訪問卷，至截稿止，我們得到的統計是，明確表態一定要回國的比例為40%；目前尚不能做出決定，但愿意回國發展的有30%，剩余30%的人則表示短期內不回國，但這些人無一都表示，不回國是為了在海外先積累經驗或是個人閱歷——也就是說，長遠看，他們仍然愿意回國內發展。

　　事隔十一年，兩個類似的調查卻得出了大相徑庭的結果。到底這十年間發生了什么變化？是什么因素促使“海歸”愿意回國發展？為此，本報記者在香港專訪了崔大偉教授，就此問題和他進行了交流，經過對比了近十年來海歸的回國動機，我們驚訝地發現，吸引中國留學生的回國因素在這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歸”與不“歸”

　　崔教授當年的調查有一項結果很令人驚訝，他發現改革開放后最早的留學生是在1979至1982年派出的，而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不回來”，崔教授說這個結果也很令他感到意外。“這時期出國的人大部分是骨干力量，是文化大革命前畢業的人，他們大部分四五十歲左右，都有家庭、小孩，他們很熱愛自己的祖國。我相信，這些人不僅僅是處于自己利益的考慮(才回國)，他們真的是為單位、集體考慮，認為應該回國服務。”

　　“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我知道那些‘骨干’確實回來了。許多國家實驗室的‘主人’就是第一批歸國的骨干，他們的作用非常大。盡管少有人提起，但我認為，1985-1987年間，中國的科技有很明顯的復興，這正是要歸功于這些人……”

　　不過情況很快有了變化。1983年間，中國政府派了一批年輕人到國外學習，這些人卻大部分沒有回來，“這些年輕的專業人士到國外后都選擇了繼續學習——將原本1年的學習計劃改為讀研究生。”崔教授介紹。這些人比較年輕，在國外又有更多機會，可以說，這是留學生開始“不歸”的開始。

　　形勢一直到了1993年才開始出現轉機，但是直到1990年代末，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人平穩地從第二人領導鄧小平手中接過政權，中國也長期都沒有發生政治運動，這才給了留學生極大的信心。

　　1997、1998年后，政治的穩定帶來經濟的恢復發展，那時出現網絡經濟熱潮——在現在看來其中部分是泡沫——但在當時，的確許多人認為回國就會有很多機會，于是形成了小股回國潮。而且政府此時又以法規形式認定“私營企業和私營經濟不是國營經濟的一部分，而是獨立的”，這給許多想回國后成立自己公司的人壯足了膽。“所以，1997-2000年，回來的人越來越多，平均每年增長高達13%左右。”

　　由此不難看出，2000年以前，在經濟誘惑力尚不足夠的情況下，政治穩定還是左右留學生回國的最主要因素。這部分解釋了事隔十年，兩個調查取得的不同結果。

　　“經濟因素”的主導

　　到了2002年，留學生回國數量開始猛增。崔教授將這一現象歸因于“中國的復興”。那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機會很大、很多，中國政府也更加開放——政府通過了一個政策，即留學生不一定必須回來，或者可以短期回國開個公司，所以很多人為了開公司“回家看看”。

　　2000年網絡經濟泡沫破了以后，美國高科技領域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變少了，所以許多人都考慮回國，許多高科技人才開始紛紛往國內跑。那時，開發區也越來越多，中國更強調回國創業，也承諾“不一定非長住中國，可以在開發區建立企業，我們提供資金等幫助”。崔教授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吸引海外人士歸國方面，中國有一個特點，即不僅中央有相關的移民政策，各個城市也有很多“厲害”的優惠政策和措施，爭先恐后地吸引留學人員。所以，從那時起，回國人員的機會更多了，而最后導致的整體趨勢就是回國的人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即教育部給屬下的幾所大學例如復旦、南大、北大、清華等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30%用在吸引人才上。“從2002年開始，中央吸引人才的政策有所變化，更開放，更加提倡要吸引人才。在國外的人都注意到了這個政策，并認為應該馬上回去，如果現在不回去的話，就失去這大好機會了。”

　　這期間，崔教授認為中國的“關系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我想去北大，那么，如果我認識北大的副校長的話，他就可以幫助我回來。但假如北大的副校長‘下海’了，那我就沒法回北大了。所以，很多人建立了很多關系，很多人從國外到中國看看，打聽打聽，看機會多不多。”

　　歸納這段歷史，崔教授認為，中國復興到吸引出國人員歸國是個良性循環的開始。“許多出國人員發現在國內的科研、資金等條件更好。我采訪的對象中就有人到國外去參觀藥品公司，研究它們為什么能夠走在世界的前面，認真研究其組織結構、研究方向等，然后學成后回國內更好地開展這類研究。”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案例是，有一個中國學生在美國讀完博士后，有了一項很好的治療癌癥的藥物發明。但由于在美國對這類發明的支持需要大量開支和繁雜手續，很長時間內都沒有找到人給他投資。但在回國后不久，他便在一個研究院順利地開始他的研究了。

　　除了科研本身的開去，生活開支的差別也能說明問題。崔教授說，現在，在上海生活跟在多倫多生活的差別已經不是太大，而國內生活方面的開支卻低得多。對于許多留學歸國的人員來說，他們在內地的身份、收入完全可以彌補甚至可以高于他們在國外的水平，“這樣的人是愿意回來的。我就認識一個上海的建筑師，他到加拿大讀書，之后回到上海，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建筑設計公司，他跟加拿大公司有很好的關系。他覺得盡管中國加入WTO之后，會有許多國外的建筑設計公司到中國來，但他們對中國的情況不是很熟悉，而他則可以成為一個‘橋梁’，因為他是先回來的，條件很好，現在他跟在多倫多工作沒有很大的差別”。

　　“滯留派”的緣由

　　由調查可以看出，即使中國列車在奔速向前，但還是有一部分選擇留在國外。換句話說，“胡不歸？”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家庭因素以及個人背景(特別是工作經歷)的不同，這兩個因素其實在10年前就存在，但在政治退居二線，而中國經濟又迅速復興之后，這兩個因素正越來越成為海外學子的行動指南。

　　現在在美國一家全球前500強企業的郭立則代表了“滯留派”的觀點。現年30歲的他畢業于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結束研究生課程后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一個建筑造價預算師的工作，生活得比較滋潤。經過兩年的工作，他仍然沒有回國發展的打算。

　　“我選擇了留在美國，原因有幾點，一是在美國學校學習的時間短(1.5年拿碩士)，畢業時英語水平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二是研究的課題雖新，但不夠實用，希望通過實踐繼續提高。三是在美學習的專業和國內有一定的差別，直接回國無法運用。四是熱愛旅游和戶外活動，希望享受美國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

　　不過，他同時表示，也會考慮將來回國內發展，“我會選擇高薪公司作為過渡，同時尋找和同學朋友一起開公司的機會。在建筑設計，施工和房地產行業發展，利用所學知識和海外工作經驗，提供技術和咨詢服務”。

　　根據崔大偉的調查，“夫人問題”或者“女性優勢”也是一些人選擇滯留的原因，按郭立的說法。“女留學生希望留在海外有多重原因；她們的語言能力比男留學生有優勢，無論生活和學習都適應很快。工作后待遇也很好，基本和男的持平或略高。這和國內重女輕男的狀況截然不同。美國的自然條件優越，資源豐富，人口密度小，這些因素對于女留學生都很有吸引力。”

　　另一位美國的金融學博士說，他留下來完全是專業原因。就所學專業而言，中國金融市場還在發展之中，在美國學的東西回國用不上；另外他自身經驗不足，希望在這邊取得更多的工作經驗以后再說；他認為一般回國的有兩類人：很出色的和很不出色的，自己屬于兩者之間，其他一些受訪的被調查對象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

　　此外，生存環境和質量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郭立認為，“GDP的增長速度并不是主要原因，生活環境的改善和人口素質的提高更加重要。”2004年12月，他回到中國，認為一些地方生活環境比他出國前更差了。“天空總是灰蒙蒙的，水管里流出的自來水也需要加裝過濾器。公共場合的秩序混亂，商販缺乏信用。我去銀行被插隊，做出租車被騙，買東西被宰，過馬路時也險些被撞等等。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提高的速度還比不上經濟的增長，目前的所謂復興僅僅停留在經濟的層面上，這將嚴重地影響許多海外的華人做出歸國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