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系統性問題

　　本報記者 陳宜飚

　　香港報道

　　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隨著新一輪宏觀經濟調控的繼續深入，一些海外學者開始擔憂，中國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會浮出表面。這些海 外學者如何看待這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

　　金融隱患首當其沖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紀野(Gilles Guiheux)12月下旬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如果按照重要性排列，首當其沖的是金融系統的問題，它還不穩定，“這最危險，如果金融政治不穩定的話，很可能導致金融危機。”他不無擔憂地說。另外，“三農問題”和“擴大內需”分列其后，都是下一步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摩根大通證券(亞太)公司董事總經理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也認為，未來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挑戰，首先是中國的銀行改革能否持續推進，這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第二是利率和匯率體制改革能否及時推出，因為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看，匯率體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中國的宏觀經濟正常發展，需要一個更靈活的匯率體制來配合，尤其是在美元不斷走軟的情況下，如果匯率體制改革還不推出的話，可能加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

　　“國際上的投資者在評價這一階段的經濟政策時，認為中國政府有一些經濟政策的推出尚不夠果斷，有一些應該及時推出的經濟政策沒有及時推出，尤其是匯率體制改革。”龔方雄稱，“很多國際投資者認為在2004年就應該配合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推出匯率改革措施，如果推出，會讓經濟改革更順利一些。他們認為總體上一些政策的推出仍是比較瞻前顧后，不夠果斷。”

　　“大家都覺得一些政策，如加息本來應該早就加了，但直到11月初才加息，匯率改革也一直在強調一些外部條件，但市場是不會等待我們所希望的條件的。”他說，“前陣子我們抱怨說美元走軟是否太快了，但這個事實并不是中國所能控制的，甚至也不是美國政府能控制的，而是由國際金融市場決定的。這種走軟當然使中國匯率改革面對的市場環境惡化了，那么為什么我們不在8月份市場較好的時候進行改革呢？這就是教訓。”龔方雄說。

　　龔方雄認為，從政策層面上，我們不能指望其他國家，而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姿態。完美的市場環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實現的，關鍵是興利除弊。“鄧小平80年代在推進改革的時候，可以有一萬條理由來反對當時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還是勇敢地推進了改革。我們認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這種廉價的出口來換取昂貴的進口，并保持這種增長模式。”

　　他進一步分析，從宏觀經濟上看，貨幣越來越軟，事實上對經濟是一種刺激作用，貨幣在不應該走軟的時候走軟，反過來對國家實施信貸控制又產生了一定的困難，在中國需要緊縮貨幣的時候貨幣卻走軟，這顯然是與中國宏觀經濟相矛盾的，導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不協調。

　　來自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的經濟學博士Wilson在與記者對此問題交流時，也表達了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關注。他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中國重新定位自己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不論是人民幣幣值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中國都需要從一個更大的世界經濟的范疇來考慮自身的政策。

　　“2005年，中國應該更注意保持內需與出口的平衡，這同時也應該是長期的一項維持經濟穩定的政策。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成效顯著，它使中國保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許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作為一個經濟高速運轉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考慮到進一步與國際經濟接軌，適時調節經濟增長速度和匯率，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Wilson說。

　　社會公平應該提上日程

　　除了金融風險，下一階段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另一重點仍然會是三農問題。

　　紀野認為，中國政府現今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創造財富，還要關注財富的分配，這也是中國政府最大的挑戰。“如果說在前幾年，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創造財富的話，那么時至今日，財富的分配則變得同等重要了。我想不論是溫家寶還是胡錦濤等領導人都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但執行起來還需要時間。”他說，“在很多西方國家，公平問題很自然是政府的責任。沒有公平就沒有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在西方學者看來，公平是社會最核心的問題。”紀野說。但他也承認，各國對這一問題解決方法各不一樣，例如歐洲國家政府和美國政府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方法就不同。美國宣稱“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財”，歐洲則采用另外一種方式——“綜合性福利制度”。

　　紀野認為美國的口號更多只是表達了一種理想狀態，宣揚一種機會平等的理念，而歐洲的福利制度則更有實際意義。“我不知道中國現在打算采取什么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現在還沒有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福利制度。例如教育——農村孩子上中學或者上大學的比例都很小。而在歐洲，城市和農村人口受教育的機會是比較公平的，沒有像中國差別得這么懸殊。”

　　他說，“當然，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遠遠超過歐洲，這可能也是中國難以推行類似制度的原因。但財富的分配與教育等問題都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制度性的問題實質上是系統性的問題。而中國的制度系統中卻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現今的政策在制訂過程中，如何維護農民和下崗工人的利益？許多經濟學家一直討論三農問題、民工問題和下崗職工問題，其原因恰恰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利益還沒有得到確實的保障。”

　　紀野說，現在，中國人更愿意靠自己而不靠國家，例如，為了保證健康，許多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歐洲不是這個模式。歐洲大部分就醫幾乎是免費的，只要個人負擔5%左右。如果失業了的話，政府也會進行幫助。“據我所知，中國現在還沒有確定今后要采取哪種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改革是不會倒退、回頭的。社會上沒有哪股力量希望改革倒退。”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除了上述兩個重要問題之外，不少海外經濟學家都呼吁中國應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龔方雄認為，2005年中國宏觀經濟的熱點將集中于一些資源性的行業、消費領域以及銀行和金融體系。但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能否順利，很重要一點是內地消費能否像今年這樣暢旺，農民收入的增長能否保持近年的高水平態勢。

　　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轉換增長模式，逐漸從投資貿易型的經濟增長轉向以消費帶動型的經濟增長，即以內需增長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因為不論銀行、匯率、收入等改革最后都與此有關。

　　紀野也認為中國目前過于依賴出口。數據顯示，1999年，北美的外貿有40%在北美國家之間產生。而就歐盟內的貿易占各國貿易總額的80%，只有20%是跟美國和亞洲等國的貿易往來。相比之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比較高。這是因為中國政府主依要靠外國直接投資(FDI)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現在應該超越靠FDI帶動經濟的第一階段了，中國應該進入第二階段，即擴大國內市場，擴大內需。”

　　他相信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要大力擴展內需，畢竟，中國向國外出口商品在數量上是有一定限制的，不可以超過這個限制，所以要發展國內市場。這也是為什么要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