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復興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訪談

　　本報記者 吳 銘 彭 韌

　　廣州報道

　　三種中國傳統的融會

　　《21世紀》：去年本報“中國世紀”年終特刊訪問你的時候，你提出，中國在上世紀的中心問題是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中國在21世紀的中心問題則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邏輯，而自覺地走向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焎ivilization-state�牭母窬帧＝衲瓯緢蟮哪杲K特刊繼續這一追問，即中國要復興，中華文明要復興，該如何面對復雜的古代文明傳統和近現代傳統；在當代中國的這種社會努力中，中華文明可能呈現出何種建構性的樣態？

　　甘陽：我大概有一個籠統的想法。從現在看來，中國目前的社會生活中有三種傳統勢力特別強大，表現特別明顯：第一個傳統是儒家傳統，我們可以用仁愛來概括這種傳統的精髓，第二個傳統是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與參與的傳統，第三個傳統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對于市場經濟的信念和對于自由的追求。而中華文明未來的形態，很可能是三種傳統在相互沖突之間的磨合與交融。

　　這三種傳統一方面在融合之中，另一方面相互之間也有著張力。比如從今年的郎咸平事件中，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傳統與改革開放后形成的自由傳統之間強烈的張力和沖突。

　　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歷來就有一種非此即彼的定勢思維。一方面，隨著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一些普通民眾確實滋生了很強烈的仇富心理，當然，這種心理也有它的道德正當性，但是如果仇富心理本身變成一個價值取向的話，那顯然會造成中國經濟改革難以為繼的困境。從網上一些有關朗咸平事件的言論，可以看到很多對于毛澤東時代平等傳統的懷念，而這些懷念到了最后往往就會演變為對改革開放后形成的自由傳統的否定。

　　而另一方面，一些為富人進行辯護的經濟學家完全否認平等的價值取向，把民眾的呼聲視作暴民的咆哮，這也是對平等傳統的一種漠視。

　　其實，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壓倒另一方。我們不可能回到毛澤東時代，也不可能完全無視民眾對平等的訴求。我認為這三種傳統之間不存在一個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關系，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來看，這三種傳統會在保持著張力的情況下逐漸融合。

　　在全球這個更大的范圍來說，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是普遍存在的。法國大革命后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之間一直有著沖突，而在美國，自由和平等之間的沖突也一直是社會生活中最大的張力。所以說，張力的存在是必然的，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沖突中的每一方都想把對方壓倒，讓對方說不出話來，這種情況就是不正常的。

　　我覺得這場沖突中的每一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在妥協中尋找進步，讓這三種傳統都有所體現。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三種傳統的存在合理性，它們的正當性都值得肯定。不能簡單地用一種傳統來顛覆另一種傳統，就像五四運動是在知識分子心中否定了傳統文化，而改革開放又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平等。三大傳統之間的張力會始終存在。三種傳統在實踐上不斷地重新整合、調整，可以勾勒出未來的中華文明的線條。

　　以教育伸張儒家文化

　　《21世紀》：談到文明傳統，人們經常談的是在全球范圍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和對話，比如伊斯蘭文明、基督文明和中華文明，那么中華文明應該怎么樣在文明對話的內在語境中得到復興？

　　甘陽：確實，這三種代表性的文明形態各具特色。我個人更偏向使用儒道互補、而不是儒家文化來描述中國的文明形態，儒道互補是很強有力的東西，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是非常強的，它具有非排斥性。而其他宗教的排斥性就很強，你信了我就不能信別人了，同時還有很強的擴張性。比如美國近些年，基督教的膨脹趨勢就很明顯，宗教的勢力在急劇擴張之中，很多美國人已經開始擔心這種擴張會影響美國憲政的基礎——政教分離。同時這種宗教的擴張還有壓迫性，在美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尤其如果你是伊斯蘭教徒，會感覺到很壓抑。還有南美的一個小國，危地馬拉，從前是天主教為主，最近被基督教復興派占領。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基督教的強烈擴張性。

　　其實，越是全球化，所有的文明形態就越是有伸張的訴求。中華文明的侵略性、壓迫性比較少，這一方面是中華文明在存續上的優點，一方面也是它們在擴張上的弱點。儒家相對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來說，沒有教堂，也沒有儀式，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儒家視作宗教形態，它的傳播形式主要體現在教育上，從學校教育到家庭教育。

　　在組織形態的方面，儒家沒有辦法去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競爭，后兩者既有擴張的需求，也有擴張的手段，組織化程度很強。而儒家在傳播上的處境比較困難，在科舉考試制度崩潰以后，它就沒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只是頑強地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覺得，儒家文化的伸張還是要通過教育來解決。以后的世界我相信是一個多元共存的世界，不可能有一種文明統治全球，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包容優勢就會體現出來。

　　《21世紀》：那么教育如何在中華文明的復興中發揮作用？

　　甘陽：儒家文化主要解決的是一個精神層面上的問題，而不是說儒家有一套管理社會的辦法。打天下不用儒家，守天下才用儒家，儒家解決的是一個人心的問題，人心向善，善就是最基本的做人準則。中華文明的復興，光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還必須解決精神層面上的問題。

　　具體地來說，我覺得以后的國家干部考核，需要考一點中國傳統文化。不是說要熟讀四書五經，不需要讀很多，但至少要讀一點。據說，傅斯年任臺大校長的時候，規定大學一年級必須讀《孟子》。“吾養吾浩然之氣”，讀孟子會讓人有一種精神沖動，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讀過孟子和沒有讀過孟子絕對是不一樣的。還有張載所言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擔當的氣魄，這些做人的正氣不是工具性的教育可以告訴你的。而這些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可以形成制度，讀一讀《孟子》天經地義，大學一年級就可以讀一點。說實話，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大學畢業還沒讀過《孟子》，沒讀過《唐詩三百首》真是有點說不過去。

　　我不是說要用一種傳統來取代其他傳統，而是不斷磨合、不斷調整。學校里學的那些工具性的東西是不能告訴你做人道理的，而必須依靠人文教育。人心教育的缺失是我很擔憂的事情。

　　國家制度的精神根基

　　《21世紀》：中國傳統文明主要通過教育的制度化來承繼，是否會出現人心管人心、制度管制度的局面？

　　甘陽：近些年來，我們有一個進步，那就是大家都承認市場經濟也需要規范，這個規范的責任應該是由國家來承擔的，這一點可以說達成了共識。這里就體現了平等的傳統。

　　那么，平等原則的背后是什么？是仁愛，因為如果沒有對所有人的倫理共同體的共同關照的話，我們要平等干什么？這種平等的基礎不僅僅在于權力上的平等，還在于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意義上的平等。我們不可能把這個平等推向全世界，因為雖然平等的概念可以在全世界通用，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可能把這種公平推向全世界，因為我們有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的先天形成，你的關照是在一個時間、地點的范圍限制之內的。

　　經濟學里面，每個人只需要要管自己，都不需要管下一代，從這些理論我們都抽不出為什么人類可以生存下去。因為人類社會要存續下去，就必須每個人都對其他人負責，每一代人對下一代人負責，這就是自由主義最頭痛、最難解決的問題。怎么解決？假定不同的人之間有一種聯系，這種聯系不是由憲法里抽出來的，在西方，這種聯系是從宗教里抽出來的，在中國，這種聯系我認為就出自儒家的仁愛。這在孔子、孟子的思想里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現在很多人思想上的混亂來自于對經濟學中理性人假定的認識錯誤，理性人假設是經濟分析的假定，而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它是一個分析原則，而不是一個道德原則，經濟學最大的麻煩是把分析工具和規范性的東西混為一談。因為人不可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假設是因為經濟生活的突出性而做出的理論假設。我們恰恰就是要用儒家傳統的仁愛和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來制衡它，而不是犧牲仁愛和平等來為它來開道。

　　最后我們回到歷史文明共同體的問題上，也就是文明—國家的問題上。它不僅僅體現在制度層面，也應該體現在精神層面。歷史文明共同體是有根基的，我們討論中國會怎么變，中華文明會怎么演進，必須討論三種傳統，以及三種傳統之間的沖突和融合。

　　三種傳統在形成、磨合的過程中，始終會有張力存在，這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每一方都有很強的排斥、消滅對方的趨勢，我認為最后的結果會是三種傳統妥協性的共存。不要輕而易舉地否定，不要用一個名詞把另一個名詞輕易否定。

　　當然，目前平等的問題比較嚴重，很少有人能夠否認中國社會存在著巨大的貧富懸殊，農民的生存困境也牽動很多人的憂慮，這就呼喚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與參與的傳統，包括政治與經濟上的參與。我個人現在比較偏向民眾，因為現在這個群體相對弱勢一點。從長期來說，我們應該建構一個支撐三種傳統之間的張力長期存在的系統，讓這三種傳統在張力中磨合，并在磨合中找到中國現代體制與傳統文化的結合點，建立一個文明、自覺的歷史共同體。

　　現在，在中國人心中，建立一個憲政國家的共識已經達成。同時，中華文明復興的訴求也越來越明顯，這是一個超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的愿望。要實現中華文明復興的愿望，離不開三種傳統，也離不開對三種傳統進行重新認識和闡釋。

　　(文章未經作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