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大國外交與和平崛起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資深研究員鄭永年

　　本報記者 張東生

　　特約記者 馬 楠

　　“和平崛起”廣為人接受

　　《21世紀》：你如何看待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和平崛起”意味著什么？

　　鄭永年：近年來尤其是2004年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一個突出點就是大國外交引導下的和平崛起。如果說當中國提出“和平崛起”這個概念之初，很多人對此抱有深刻的懷疑的話，那么到今年，這個概念已廣為人們所接受，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中國領導層要領導國家和平崛起的強烈愿望。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不久前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臺的采訪時就把中國的和平崛起視為是21世紀其中一件最大的國際事件。

　　和平崛起意味著什么？分析地看，“和平崛起”這個概念包含著“崛起”與“和平”兩個層面的意義。首先，什么是崛起？其次，崛起的過程和結果是否是和平的？這里的問題是如何保證一個崛起中和崛起之后的中國會不會對世界現存秩序產生負面的影響。

　　《21世紀》：那么，你如何理解“崛起”？

　　鄭永年：“崛起”是比較而言的，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和中國自身比較，即和過去的中國做歷史比較。二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比較，即把中國置于整個國際社會中，看現代中國的國際地位。

　　就第一個方面而言，可以說是內部崛起，是由內部經濟技術各方面快速發展所造成的國家復興。就第二方面而言，外部崛起指的就是內部復興的外部影響力。或者說，外部影響力只是中國內部復興的一種外在延伸。

　　《21世紀》：“和平”呢？

　　鄭永年：崛起是內部因素所致，但內部崛起的結果即其外部影響不見得必然是和平的。歷史上有很多例子已經證明崛起的過程和結果可能對現存國際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壞。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導致了兩國的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最后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也就是1990年代初以降西方世界所謂“中國威脅論”的歷史背景。一些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或者觀察家經常傾向于把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歷史邏輯簡單地套在中國身上。

　　但很顯然，內部崛起的外在影響是可控的。內部崛起對外部既有可能產生負面的破壞性影響，也有可能產生正面的建設作用。決定一個國家的崛起的外在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現存國際力量格局，二是國家領導層的選擇。中國領導層深信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也就是說和平是中國領導層根據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力量格局所作的理性選擇。在這個構架內，大國外交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突破“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

　　《21世紀》：1990年代，“中國威脅論”曾經喧囂一時，其背后的動機何在？

　　鄭永年：中國的崛起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但國際環境并不十分利于中國的崛起。19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東歐集團崩潰，冷戰結束，美國成了當之無愧的世界霸權。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立即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嚴格地說，中國的崛起�揅hina＇s rise�斶@個概念最先是由西方世界提出來的。在1990年代，中國的崛起一直是西方媒體甚至是學術界的一個主題，有關中國崛起的著作、論文、報刊言論一時間滿天飛。

　　盡管有一些公正的學者和觀察家對中國的崛起抱有正面的看法，但很多人在討論中國崛起的時候都有一個潛議程，即中國威脅論。這些人斷定，隨著其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中國必然像從前的德國或者日本那樣，把經濟和技術實力轉化成為軍事實力，從而對國際秩序特別是亞太地區構成嚴重威脅。“中國威脅論”還有一個分支，就是“中國崩潰論”。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終究不能容納和消化社會經濟發展，從而就會像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那樣而解體。

　　如何對付中國的崛起所產生的威脅？這是1990年代初以來美國歷屆政府的主題。克林頓政府早期用民主、自由、人權打壓中國到最后形成了所謂的“接觸”�揺ngagement�斦�策，企圖用現存世界體系來牽制中國。但“接觸”政策至少認識到中美兩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性，和兩國在現存國際秩序中合作的可能性。不過，布什政府一上臺，就開始把中國視為是美國潛在的“敵人”，對中國制定強硬的所謂的“圍堵”政策。在臺灣問題上，布什政府宣稱要不惜一切來協防臺灣。

　　《21世紀》：中國如何應對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

　　鄭永年：應付越來越盛的“中國威脅論”，中國的第一理性選擇就是加入現存國際秩序。中國的開放政策的核心不僅是要結束改革前的封閉狀態，更重要的是要和現存國際社會接軌。加入現存國際秩序可以解讀成為與國際接軌的深化。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加大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力度，通過多年的努力，終于加入了這個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組織。實際上，到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已經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的加入不僅表明中國接受現存世界秩序，而且開始在這個秩序內發揮自己積極的作用。中國的這一選擇，不僅大大減輕了人們對中國崛起的疑慮，還有效地回應了一些國家對中國“圍堵”的企圖。只要中國是現存國際體系的一員，隨著本身實力的增加，必然能在體系內發揮有效作用，個別國家就很難圍堵中國的崛起。

　　美國霸權出了問題

　　《21世紀》：如果說1990年代是“中國威脅論”喧囂的年代，那么，今天是否已經徹底銷聲匿跡了？如何理解目前的國際政治格局？

　　鄭永年：“9.１1”事件改變了整個世界權力格局。前蘇聯解體以后，很少有人會懷疑美國霸權獨霸世界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時，美國的“話語”成了世界“話語”。憑借其無與倫比的基于民主、自由、人權話語之上的軟力量和基于經濟、軍事和技術之上的硬力量，美國隨心所欲，其影響出現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但今天，很少有人對美國霸權能夠如此持續下去還保持十足的信心。

　　實際上，在“9.１1”事件之前，就有跡象表明美國霸權出了問題。當其成為唯一的霸權之后，沒有了任何外在的制約因素，就開始腐敗。今天人們批評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但單邊主義的苗頭在克林頓時期已經開始顯現。在很多問題上，克林頓政府開始拋開聯合國而自主行動。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問題上。只不過是當時美國對南斯拉夫的干預是通過其北約聯盟進行的。“9.１1”事件把單邊主義推向了極端。這不僅是因為美國本土遭到襲擊，更重要的是因為“9.１1”事件之后，美國軍方開始主導美國的外交。

　　美國的單邊主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美國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美國發現，其國家利益不能在舊的國際秩序內部最大化，于是就要拋開這個舊秩序，來建立一個能符合美國唯一霸權這個現狀的新國際秩序，同時保證其霸權地位的生存和發展。

　　不過，很多跡象已經顯示，美國通過單邊主義的途徑來重建世界秩序并非像美國軍方所想象的那樣容易。美國憑借其軍事和技術實力征服了伊拉克，但迄今沒有人會真誠相信美國能夠在短期內在伊拉克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權”。單邊主義主導的“先發制人”戰略對其他許多國家特別是被美國視為是“邪惡”、“失敗”或者“流氓”的國家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單邊主義對現存世界秩序構成的威脅更大，它破壞了業已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和行為規范，因此損害了其他主要大國的利益。美國原來的歐洲盟國如德國和法國公開出來反對和抵制單邊主義。這實際上已經造成了西方世界的分裂。

　　但更為重要的是單邊主義造成了美國國內的分化。這次美國總統選舉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為政府忙于在海外單邊主義，美國內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美元的每況愈下、天文數字的政府赤字、問題成堆的社會保障等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自己也意識到，美國社會很少像今天那樣分化過。

　　布什再次當選，美國面臨兩個選擇：要不繼續走單邊主義路線，重建國際秩序，如果成功了，美國霸權就可以再上一個臺階；要不重新回到現存國際秩序，在體制內部改變體制。但這兩個選擇都不容易。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已經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很難說這種努力可持續下去。而重新回到體制，再受多邊主義的牽制，這對美國的國際聲望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中國的和平選擇

　　《21世紀》：美國霸權的這種困境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鄭永年：美國霸權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已經進一步崛起，并且在國際秩序之內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如果說，從前很多國家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破壞性的影響，那么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中國能夠真正崛起，成為一個對現存世界秩序負責的大國。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中國所取得的國際地位和美國單邊主義是相關的。人們看到，破壞現存國際秩序的并不是中國，而正是美國本身。在美國霸權出了問題之后，人們的眼光自然轉向了其他大國，而中國正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目標。

　　《21世紀》：到今天，“和平崛起”是否已經具有了實質意義？具體包括哪些方面？

　　鄭永年：中國領導層近年正式提出和平崛起新概念，并且在大國領袖外交的引導下，逐步地使得這個新生概念實質化。今天，和平崛起已經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其中主要包括國際和地區多邊主義、經濟外交和睦鄰政策。

　　和國際接軌、加入國際組織本身就是走向多邊主義的一個過程。但到了今天用加入國際體系來描述中國的多邊主義已經大大不夠了。近年來，中國已經超越了參與現存國際和地區組織的階段，而是在積極推動新的多邊組織的形成和發展。中國-東盟10＋1、上海合作組織和(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六方會談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經濟外交更是成了中國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中國的崛起并非軍事崛起，而是經濟崛起。如果說早期中國只是一個吸收外資的國家，那么今天中國開始成為了資本剩余的國家。中國的資本開始走出國門，企業開始投資在世界各地。中國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古典經濟學稱謂的“商貿興國”的例子。龐大的市場和日益壯大的消費群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很顯然，隨著大國外交，中國的這種經濟影響力已經不限于周邊國家，而是走向了歐盟、非洲和拉丁美洲。

　　此外，中國的睦鄰政策也具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就和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問題，中國早就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中國和東盟也已就南中國海問題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并且加入了《東盟友好條約》。在今年的中國東盟會議上，雙方在建立解決糾紛的機制上又邁進了很大一步。

　　更進一步，中國在原來“睦鄰”政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安鄰”和“富鄰”的政策。中國領導人決意讓周邊國家分享本身經濟成長的結果。近年來，幾乎所有周邊國家從和中國的貿易中獲得了很大的順差。

　　挑戰仍然嚴峻

　　《21世紀》：中國的和平崛起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鄭永年：中國今后在和平崛起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依然還有很多的困難有待于克服。

　　內部發展是外部和平崛起的基礎，中國內部的安全轉軌會在大力強化崛起的內部基礎的同時，擴展中國崛起的外部影響力。這表明，中國還需要花大力氣來解決目前國內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

　　此外，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還要看其他大國是否接受中國的崛起。很顯然一些大國對中國的崛起還是抱有很大的戒心。例如中國的近鄰日本。盡管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了日本經濟復興的主要來源，但日本從領導人到很多普通百姓還是沒有接受中國崛起的心理。當“中國威脅論”在其他國家消失的時候，日本又在津津樂道地談論毫無新意的“中國威脅論”。隨著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如何處理和日本的關系仍然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臺獨勢力利用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試圖把臺灣從中國正式分離出去。盡管兩岸的經濟在快速整合，但經濟力量似乎并不能阻止臺獨力量的猖獗。在臺灣問題上，中美關系是關鍵。美國一方面不想看到臺海沖突而被卷入，因為中美之間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戰略上，共同的利益也在快速增加。但另一方面，美國也不想看到臺灣和大陸的統一，并且不時地通過各種手段(如賣先進武器給臺灣、想派武官駐臺灣等)給臺獨勢力以支持性的信息。或許正因為如此，副國務卿阿米蒂奇最近很形象地把臺灣問題描述成是未來中美關系中的最大的地雷。沒有人懷疑，如果中國不能排除這個大地雷或者越過這個雷區，和平崛起就很可能受到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