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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張維迎
我們看一下20年前發生了什么事？20年前中國赫赫有名的企業誕生了，包括聯想、海爾、萬科、科健、科龍、正泰、德力西等等。2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中國的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多美元。原因何在？簡單的答案是來自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別是企業家資源的利用。經濟學家研究已經證明富國與窮國的主要區別不在于資源稟賦
的不同，而在于資源配置方式不同。
任何一個國家最稀缺、最寶貴的資源是企業家才能，企業家的才能可以用到很多方面。我們把一個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分為三類來看看：第一類是最高能力者呆在政府當政府官員，低能力者做企業家，中間能力者當生產工人；第二類是高能力者當官員，中能力者當企業家，低能力者當生產工人；第三類是高能力者當企業家，中能力者當政府官員，低能力者是生產工人。拉丁美洲國家大體是第二類，西方發達國家處在第三類，中國最大的轉變是從第一類的分配向第三類分配的轉變。
如果更高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門，中間低能力的人來創造價值，說明這個國家國民財富的增長非常緩慢，大部分人都在進行財富分配，由此為止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就完了。因為經濟增長是由企業家的能力決定的，所以最高能力的人從事企業活動的時候，這個國家經濟才會高速增長。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現在發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國是什么樣，簡單地說是開放的官場，封閉的商場。中國從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過科舉考試，一個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最有才能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去了，所以2000多年前中國人干的事就是頭懸梁、錐刺股，重仕輕商，造成商場的封閉，這也是中國近代停滯的原因。西方國家18世紀之后思想和產業都非常開放，所以出現了工業革命。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很大原因是中國人力資源在錯誤的激勵之下進行了錯誤的配置，這樣的配置對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有好處，但是對于商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接下來我們看26年來的改革。應該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財富，另一部分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許他有進行任何商業活動的自由。改革開放帶來什么呢？最大的變化就是企業家資源配置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有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在八十年代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業，包括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出現，這些是所謂的能人；到九十年代之后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原來在政府的人出來做企業，知識分子和黨政干部下海，企業家資源配置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改變。
在這段歷史改變過程當中，中國企業家在做一些什么呢？我的判斷是多數的企業家在創造價值，創造財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業家是在尋租、分配財富，還有一部分既尋租又創造價值，兩項工作同時進行；還有一些人一開始是尋租，后來轉向創造價值；有些人也許相反，剛開始創造價值，后來拉關系尋租。這就帶來了好多的麻煩。我們今天說創造價值和尋租攪和在一塊，企業家在人們心目中變成了官僚企業家的形象。
尋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簡單，壟斷。壟斷可能來自于天然壟斷，比如說土地、自然資源。減少尋租最重要的就是明確產權界定，如果沒有產權界定，所有人都會為爭奪資源耗費大量的精力、時間和資源，我們看到山西的煤礦產權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尋租。另外更重要的是行政和法定壟斷，你要辦事就要到政府去審批，這是行政手段帶來的壟斷。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如果不允許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競爭，國有企業就會全員尋租，企業領導人尋租，工人也是在尋租。銀行在這個過程中也在尋租，中國的銀行有25000億壞賬也是因為尋租，所以說最大的尋租是在國家控制的這些行業里。
中國未來經濟能不能夠持續增長，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們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因此第一必須完善產權制度，特別是對企業家剩余索取權的保護，如果沒有保護就會有更多人尋租；第二必須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減少審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業制度；第三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建立廉潔、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門腐敗、不廉潔、不透明就給企業家尋租提供好機會，企業家資源就會進一步浪費掉；第四必須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圍內行事；最后一點是必須改革國有企業，減少政府控制的資源數量。
如果不能做到這些，企業家大量的能力就會花在分配財富上，這時候我們的地基就會不穩，地基不穩是夠不著天花板的，更不要說突破天花板。如果永遠是三等國民，那永遠是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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