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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和私有化造就了非理性繁榮,進而導致大量的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入,這種非理性繁榮在突然之間就可能轉變為非理性悲觀
夏業良(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穩定的經濟增長與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向來是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社會各界所期盼和追求的長久目標。
1990年代的美國經濟不但擺脫了1930年代“大蕭條”的陰影，而且也告別了1970年代初的“滯脹”困境。有人因此說克林頓政府創造了美國歷史上的經濟奇跡，即所謂的“一高兩低”(持續的較高經濟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此說雖然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經濟繁榮的局面和經濟增長的后勁卻絕非僅僅因為某一屆政府的執政有方而輕易得來。
作為主流經濟學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員大將，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近年來以他激烈而憤慨的批評言論與著作扮演了一個“烏鴉嘴”的角色。
在不久前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他對國際貨幣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部分主要官員在推進全球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而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喧囂的九十年代》中，他又毫不避諱地再度充當經濟學界的“守夜人”，以他訓練有素的犀利眼光和獨特視角揭示了經濟繁榮表象后面所隱藏的潛在危機。
1990年代的十年，美國的真實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是有目共睹的。斯蒂格利茨以其獨特的分析視角展示了所謂的繁榮在美國國內是如何產生的——過度的放松管制、對于職業經理人(尤其是首席執行官)的不正當“激勵”以及失控的利益沖突等等。他批評了那些通過玩弄各種手腕，從企業中巧取豪奪地盜竊財產的職業經理人的真實嘴臉以及他們給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所造成的損害。
斯蒂格利茨教授對1980—1990年代占據支配地位，直到現在依然存在的自由市場崇拜及其狂熱現象進行了激烈而不失理性的批判。他認為對于個人、企業和社會來說，對物質與金錢的貪欲絕非有利的秉性。如果這種貪欲沒有受到抑制，將會導致普遍的欺詐、資源配置的扭曲和社會災難。
他還認為，不受約束的市場遠非經濟繁榮的引擎。因此他的主張是，找到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度平衡，以便獲得持續的增長和長期的效率。企業和其他經濟體都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從而實現彼此信任和彼此理解。“這不僅是良好的道德，也是良好的經濟學。”
作為克林頓政府中的高級幕僚(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教授深入地參與了這十年中的政策制定過程，他贊揚了克林頓政府的目標和激情，同時也批評了他們經常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特別是他們經常屈從于龐大的金融利益集團的壓力；他還首次揭示了在制定政策之前所發生的那些激烈討論和意見分歧的本質。
相對于經濟學界的絕大多數支持者來說，近年來不斷唱衰的斯蒂格利茨教授多少顯得有些另類。他指出：“喧囂的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后新時代的頭十年——也許并沒有在當時所顯現的那樣輝煌。我們播下了一些種子，正是這些種子導致了我們曾經為之自豪的繁榮的毀滅。”但是他又不無希望地表露：我最謙卑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一喧囂的時代。也許下一屆政府能夠避免美國曾經失足的那些陷阱，能夠確保所有的美國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人民，都能分享到這一新建立起來的繁榮。
斯蒂格利茨聲稱：我寫本書的一部分目的是幫助美國人不再重蹈過去的覆轍，另一部分目的是為了幫助美國以外的人們理解什么地方出錯了——以及怎樣才能在經濟和社會中避免這些錯誤的發生。
在1990年代，隨著美國經濟的繁榮興旺，很多國家被誘惑著接受美國的指引。如果說把本書所說的內容表達為一個簡單的理念，那就是我們需要在政府與市場的角色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在私有化的支持者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斯蒂格利茨的判斷和指責多少有些夸大和聳人聽聞，因為他堅持認為即使某些別的國家沒有那么多的公司丑聞、金融丑聞和會計丑聞，它們也一定經歷了與放松管制和不受約束的市場相聯系的繁榮和衰退的周期。在這些國家中，放松管制和私有化造就了非理性繁榮，進而導致大量的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資本(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游資或“熱錢”)的流入，這種非理性繁榮在突然之間就可能轉變為非理性悲觀。
作為經濟學研究者群體中的一員，我個人并不十分認同斯蒂格利茨的判斷和主張，但是我毫不懷疑這些言論的潛在價值。在樂觀情緒充斥著整個社會的時候，有幾個聰明人挑挑毛病，敲響警鐘，提出一些警示和忠告，難道不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嗎？學者的懷疑態度和勇于直言的批評精神永遠是值得鼓勵的，倒是從來沒有人唱反調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因為在一片贊美聲中的確有可能潛伏著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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