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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憲容
近幾天來，領匯事件盡管內地媒體報道甚少，但它是香港有史以來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有人就說，香港特區房委會這艘表面上無堅不摧的巨輪，竟因觸上兩塊小礁石而面臨沉沒的危險，即在官司纏繞和未能消除所有不明朗因素的情況下，領匯被迫擱置上市。
對于領匯事件，無論是在事件過程中，還是在事件之后，不僅不少香港民眾十分憤慨、紛紛指責，甚至有人上訴到法院要其賠償損失，許多媒體及重量級人物也紛紛發表評論。但對于領匯事件的關注，大多數人只把注意的焦點放在濫用法治精神、少數人意志強暴多數人利益、經濟事件政治化、尋找幕后黑手及經濟利益賠償等上面，卻很少人在思考，51萬人的大眾利益為什么會被兩個年老的分享綜援者所強暴？少數人阻止領匯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僅僅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嗎？事件發生后，從香港民眾對事件的反映來看，這種政治資本撈得到嗎？如果這群人不能夠撈到政治資本，那么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而且做得這樣成功？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不僅要好好靜下來思考，而且要從制度、從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上來反思，只有這樣才能認清事件的真相。
一般來說，良好的政治環境是自由市場經濟得以提高效率的基礎，無論是新興的市場經濟還是發達的市場經濟都是如此。但這種政治環境可能面臨兩方面的威脅。一是既得利益集團。由于他們已經在市場中占據了強勢地位，并希望一直維持這種地位。二是來自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因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必定會有人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打敗，如失業的工人、破產的投資者、失敗的企業主及部分為市場所隔離的農民。在這些人眼里，他們的弱勢地位完全是由于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所造成的，因此，他們需要通過政治途徑來尋求改變自己困境的方式。
在社會經濟出現大的波動或出現社會事件時，既得利益集團會十分關注這種社會事件對其利益的影響，同時會打著維護社會弱勢者利益的旗號，在敏感的市場經濟的政治議題上大做文章。最近香港特區出現的領匯、紅灣、西九事件就是這樣一種情景的結果。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權利、財富及合約履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對于弱勢者來說，由于他們處于市場、話語權、財富、能力等劣勢中，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與掠奪的可能性會更大，他們只能通過民主政治來保護自己之利益。經濟事務及社會事件的政治化并沒有什么不可。而且，合理的政治化治理社會行為，可以轉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利益的談判、協商與妥協，以便不斷地調整與改善人們之間利益結構。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正因為政治化是弱勢民眾保護個人利益的重要手段，既得利益集團也隨時可能通過特別途徑，以弱勢民眾的利益來要挾社會，把他們的利益體現在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則與政策中。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在利用政治權力來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不僅掠奪了弱勢群體的利益，制造了社會的不平等，而且會阻礙社會的經濟增長、社會財富的積累及貪污腐敗的盛行。也就是說，政治化并非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但存在嚴重的弊端。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如何以合適的制度規則保證前者、遏制后者。
法治精神是香港社會得以持續繁榮發展的基石，從領匯事件受到訴訟，到最后擱置上市，是這種法治精神最好的體現。法治是弱勢者權利得到保護的最后一個庇護所，是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在領匯事件中，2人對決51萬人，無法支付堂費的領受綜援者對決握有2800億港元財富的投資者，在常人看來，無非螞蟻撼大象，但結果是螞蟻讓大象后退。盡管有人認為，這樣做有損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我卻認為，這才真正表明了香港司法體系的透明、獨立與公正，這是香港無窮無盡的社會財富。
任何法律制度都具有內在的不完備性，在任何社會中，法律制度不完備性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法律制度不完備性最為重要的方面是個人初始權利的不平等。因為，社會初始權利的不平等不僅會影響權力階層所頒布法律的社會正當性，而且會影響到一般民眾對法治的支持程度，影響到民眾財富分配。如果我們的法律制度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所捕獲，那么寫在紙上的這些法律和法律實施之間就會存在巨大鴻溝，個人對他人守法行為缺乏明確的預期，從而也就失去實現法治的基礎。在領匯事件中，我們不是指責這次事件中“幕后黑手”如何操縱民意、如何把弱勢者當成為他人擺布的羔羊，并反之要求通過上訴的方式來向“幕后黑手”賠償損失，而更多的是應該檢討香港現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備性。
最后，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領匯事件中，由于香港客觀存在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有暢通渠道，讓弱勢者來表達個人的意見，那么這些沖突與矛盾往往會在萌芽中得到緩和，否則，弱勢者則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挑戰司法程序。要化解這些問題，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從經濟再分配與廣開言路等方式入手。
總之，領匯事件反映了香港社會一系列的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只有進行深刻的反省才能找到化解問題之途徑。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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