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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黛 發自北京
沈坤榮教授是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美國斯坦福(Stanford)大學經濟學系高級研究學者，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曾參與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業經濟研究開發、“十五”規劃等課題。
日前，沈坤榮教授就地方政府的“泛企業化”現象以及執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命令時出現的偏差等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第一財經日報：您曾經提出了地方政府的“泛企業化”說法，能否詳細闡述一下這個概念的含義和帶來的影響嗎？
沈坤榮：25年來中國漸進轉型的進程同時也是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權讓利的過程，地方政府經濟管理的權力越來越大，為了發展當地經濟，擁有壟斷的行政權力的地方政府更多地參與企業行為，這就是政府的“泛企業化”行為。表現為政府換屆后加大各地拆遷力度，興建大學城、開發區等，擴大對鋼鐵等產業的投資；還有加入WTO以后，各級地方政府不計成本地吸引外資，各級地方官員不管是屬于什么部門都有引資指標，甚至有地方的官員直接兼任相關企業的總經理和董事長，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
“泛企業化”行為迅速帶來了投資擴張的攀比效應，形成了2004年的投資過熱，造成了各種要素配置的扭曲：圍繞任期進行的投資短期化和擴張沖動，對各類大型形象工程的偏愛，鄰近地區間的相互割據等等。
第一財經日報：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為防止經濟過熱曾經采取過一些微調措施，為什么在一些地方卻出現了逆向效應，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有增無減，甚至出現很多低水平重復建設？
沈坤榮：出現這種“中央喊停、地方沖刺”的現象，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多次的博弈中形成了一種“理性預期”。為了獲取最佳的發展空間，地方政府的官員往往在經濟緊縮的前夜進行最后的沖刺，這種白天學習貫徹中央文件，晚上加班加點開工的行為往往容易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比如可以在下一輪經濟啟動時占有先機，可以先將項目突擊審批上馬，借此向上級政府進行融資的“倒逼”等等。
所以，中央政府的微調政策就好比是十字路口的“黃燈”，刺激著地方政府在“紅燈”亮起之前，猛踩投資擴張的“油門”，作最后的沖刺。
第一財經日報：地方政府的“泛企業化”行為弊端是什么，是否意味著地方政府越界，最終如何解決這種問題？
沈坤榮：地方政府太多企業化行為的弊端很多，在市場化初期有發展經濟的作用，但現階段更多表現為各自為政，解決的方式就是中央政府強勢出擊，運用行政手段宏觀調控。
原則上地方政府應該自覺服從中央的宏觀經濟政策，地方經濟增長也應服務于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地方政府也有苦衷，不發展經濟畢竟無法維持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而只顧發展自己地區經濟就會出現各自為政，偏離了中央政府的宏觀目標。所以宏觀調控還要有恰當的手段，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很重要的。完善與轉變地方政府職能的體制，把地方政府職能規范好，其內容核心是完善分權的財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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