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資料圖)

　　宏觀政策只有兩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綠豆、土豆不是宏觀，打壓房價、菜價也不是宏觀調控。將“政府調控”等同于“宏觀調控”，再以宏觀調控的名義，濫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這是對宏觀經濟學的褻瀆

　　領導，您知道嗎，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個貨幣現象，經濟理論和世界各國的經濟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要想治理通脹，必須果斷而堅決地緊縮銀根。

　　我國中央銀行雖然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且加息一次，但這遠遠不夠。

　　盡管準備金率的提高凍結了銀行的可貸資金，有助于控制銀行貸款，實際上，此舉純屬多余。這兩年實行的貸款額度制已卡死了放貸規模，銀行可貸資金的多少不再是制約因素。這就如同計劃體制下用糧票限制購買，糧店儲備了多少饅頭無關痛癢，社會糧食消費量由糧票決定。已經有糧票(貸款額度)了，干嗎還總是在糧店的庫存(銀行準備金)上做文章呢？

　　說起糧票，領導，您知道嗎，改革開放沒幾年，我們就解決了計劃體制下無法解決的糧食供應問題，把糧票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現在票證好像又回來了，貸款額度相當于給銀行發“信貸票”，房屋限購令相當于給居民發“房票”。過兩天豬肉、大米的價格若漲起來，是不是又要發肉票和糧票了？干脆把發改委改回國家計委吧？反正現在兩者也差不多了。

　　筆者一如既往地反對各種各樣的數量控制，包括美聯儲的“數量松寬”、我國的信貸額度和準備金率的無節制上調。設想準備金率調到50%，銀行還怎么經營？一半的儲蓄資金不能用，但利息一個子兒都不能欠。準備金率若調到100%，銀行就只好歇業了，或者改為基金、彩票銷售點，賺些錢發工資，付利息。

　　領導，您知道嗎，僅僅管住銀行信貸治不了通脹，例如蔬菜價格就和貸款沒啥關系，誰見過老百姓拿銀行貸款買蘿卜的？深圳居民到香港掃貨，手里拎的也都是成捆的現金。儲蓄資金大搬家，從銀行涌向市場，物價焉有不漲之理？這中間的道理不難理解，即使按照官方的CPI數字計算，存款的真實利率眼下仍是負的，2.5%- 4.4% = - 1.9%。看著放在銀行的儲蓄一天天貶值，人人心急如焚，不把錢換成實物，晚上睡覺都不踏實。

　　趕快加息呀！起碼也要讓存款利率高于通脹率吧？

　　加息怎么就這么難呢？現成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什么不用呢？

　　本來央行就應該靈活調整利率和匯率，以實現穩定經濟的目標。這兩年政府卻更重視利率和匯率的穩定，而聽任經濟和價格水平上下波動，把手段和目標整個給搞反了。

　　加息當然有副作用，比如吸引熱錢流入。但領導您知道嗎，宏觀政策從來就是兩難選擇，不光今天如此。印鈔票創造不了財富，只能制造通貨膨脹，而通脹將導致民怨和社會的不安定。掂量一下熱錢的壓力和通脹的壓力，應否加息是不言而喻的。

　　凍結利率和雪藏匯率等于捆住自己的雙腿，怎么走路呢？絕招是借助雙拐，左手揮動發改委，右手撐著工信部，胳膊代替大腿，踉踉蹌蹌，拖著木樁般的下肢，艱難前行。這兩個部位還真不辱使命，今天清查綠豆、大蒜漲價，明天打擊“囤積居奇”，后天狠抓“投機炒作”，忙個不亦樂乎。

　　領導，您知道嗎，這些舉措早就不是宏觀調控了。宏觀調控有著嚴格的定義，指的是政府通過對總量的控制，注意，是總量，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宏觀”的含義就是“總量”、“全局”，而不是“單個”、“具體”。總量只有兩個：貨幣總量和財政收入/支出總量。宏觀政策因此也只有兩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綠豆、土豆不是宏觀，打壓房價、菜價也不是宏觀調控。將“政府調控”等同于“宏觀調控”，再以宏觀調控的名義，濫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這是對宏觀經濟學的褻瀆。如此篡改和閹割“宏觀”，令講授此課的教師感到很沒面子，如果不是迫于生活壓力，真不想再干下去了。

　　領導，您知道嗎，行政干預市場越多，對經濟和社會的傷害越大，因為所有的行政干預都會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場的效率，而且絕大多數的行政手段都與法律不符。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重要的信息源，發揮著配置資源的關鍵作用。凡價格上漲，必然是供不應求，看到價格上漲的企業，察覺到有利可圖，在價格的指導下增加供應。這樣做的結果是緩解短缺，自動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如果政府管制，價格不能反映社會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企業不知道應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就會造成資源的錯配。

　　正是由于政府的長期管制，人為壓低能源和資源價格，鼓勵了高耗能項目的上馬，致使我國經濟“褪綠染黑”，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2003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72%，單位GDP的能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近政府在一些地方提高了水價、電價，這無疑是正確的方向，下一步應放松和解除管制，讓市場發揮更大的定價功能。政府同時應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財政補助，抵消生活費用的增加。

　　行政干預價格不僅沒有道理，而且不合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只適用于“極少數商品和服務”(第3條)，必須以定價目錄為依據(第19條)，并“開展價格、成本調查，聽取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第22條)。“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制定后，由制定價格的部門向消費者、經營者公布”(第24條)。僅“當市場價格總水平出現劇烈波動等異常狀態時”，政府可以采取緊急措施，干預價格(第31條)。

　　逐條對照法律，不難發現，近期政府的干預有明顯的違法嫌疑。干預早已不限于“極少數商品”；干預全憑官員的意愿，從未制定過定價目錄；既不進行價格、成本調查，也不聽取消費者和經營者的意見；政府自己的“心理價位”秘而不宣，從未按法律的規定向消費者、經營者公布。法律僅賦予政府行政干預“市場價格總水平”的權力，注意是“價格總水平”，而不是單項商品的價格，而政府已動用行政手段打壓大蒜、綠豆、蔬菜、糧食、房地產等具體商品的價格。

　　領導，您知道嗎，《價格法》僅宣布“捏造、散布漲價信息，哄抬價格”為非法，根據“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的原則，“投機炒作”和“囤積居奇”便無可指責。股市上多少人天天都在投機炒作，拿到潛力股，誰不囤個好價再賣呀？真要禁投機和囤積的話，就先關股市吧。以后官方文件別再拿這些詞兒說事兒了，免得人家說咱不懂法律。再有，誰違法、誰合法，法院說了算，行政部門不能私自給廠家、商販、農民等經營者定罪，更不能私自懲罰他們。

　　依法干預價格的重要性還在于維護社會公平。價格這東西不同于GDP，它涉及相互沖突的利益。打壓菜價，城鎮居民高興，但農民不高興。打壓房價，沒房的高興，有房的卻不高興。農民和有房者肯定會問，我招誰惹誰了，憑啥讓我的收入和資產縮水？如果政府依法行政，農民和有房者就不能抱怨了，因為法律是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公民(或公民代表)同意的。

　　搞市場經濟三十多年了，怎么政府現在成了主導力量？什么時候企業和民眾才能回到舞臺的中心？什么時候市場才能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筆者不知道。

　　領導，您知道嗎？

　　許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