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國際媒體相當關注這一個里程碑事件。相反，國內媒體并沒有過多報道。中國現在的輿論焦點是自然災害、環境惡化和房產泡沫，而非GDP數字上的變化。

　　2010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國際媒體相當關注這一個里程碑事件。相反，國內媒體并沒有過多報道。中國現在的輿論焦點是自然災害、環境惡化和房產泡沫，而非G D P數字上的變化。另外，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5倍，即使G D P相同，中國的人均收入仍比日本的1/10還要少�，F在還不是慶祝的時候。

　　中國擁有大量勞動力，這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近五年間，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近10%，總計全要素生產力每年遞增超過4%。盡管如此，中國以美元計算的名義工資實際上十幾年沒有任何變化。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強，意味著其產品對西方消費者來說越來越便宜，跨國公司的盈利增加，中國政府稅收增加。這就是為什么越多的跨國公司來到中國生產，中國當地政府就會越多地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跨國公司。

　　中國的快速發展恰巧趕上美元疲軟。2002年，美元指數達到峰值，后來下滑了1/3。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國家高速發展，但當時美元也疲軟。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后，美元從此一蹶不振。上世紀90年代，銀行業危機又使美元遭受重創。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滅引發美元貶值，減緩資本流入美國。前不久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元持續低迷。

　　新興經濟體高增長期過后，一般都會出現危機。人們總是將危機歸咎于增長緩慢。實際上，罪魁禍首不是它。高速發展期間不斷累積的問題導致發展緩慢，同樣誘發危機。高速增長掩蓋了問題。因此，決策者們傾向于盡可能延長高速增長期，希望通過增長解決問題。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以及很多人提出的對策，都與其他經濟體在高速增長期間的情況差不多。歷史告訴我們，問題不會因為成長而消失。增長持續的時間越長，問題就越難解決。希望通過增長來消除問題，必將導致貨幣泛濫。短期看來，美元疲軟將加劇貨幣過量，因為限制增發鈔票的外部壓力較弱，這樣會導致泡沫。資產升值成為利潤來源，從而進一步鼓勵投資，經濟將有崩潰的危險。

　　2002年中到2010年中，中國的貨幣供應翻了兩番，年增長19%。如果將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之外的擴張，以及地下金融活動計算在內，實際上，“貨幣供應”年增長率為22%。同時，名義G D P的年增長率為18.5%。如果比較官方G D P數據和貨幣數據，好像無需擔憂，因為兩者基本一致。問題是：一、名義G D P確實因為房產而膨脹，而現在房產市場出現泡沫，因此，貨幣快速增加可能也是泡沫；二、實際貨幣增長率可能更高。

　　2002-2010年，中國的電力消耗每年增加13%。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實際G D P增長快于電力消耗。電力消耗的增速和G D P增速之比，可作為一個彈性系數。上世紀90年代，彈性系數為0.8。在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期間，重工業發展領先，經濟發展更加依賴電力，因此，彈性系數將會加大。

　　我估計，彈性系數不會超過1.0.因此，有理由猜測，過去八年中，中國的實際GDP每年遞增13%.GDP平減指數高達4.5%。

　　目前，通脹主要發生在地產和大宗商品市場。自2002年來，地價上漲了10倍，部分熱點海濱城市上漲了30倍，一些投機地區的地價上漲了100多倍。例如，在浙江的大部分農村，地價達到了每畝1000萬元，是十年前的100倍。即使土地被納入城市規劃，這樣的地價無論如何也不正常。這個地價幾乎是英國城市地價的10倍。在所有的發達經濟體中，英國的城市地價最高。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地價是現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盡管中國的平均工資僅有發達國家的1/10.

　　利潤驅動投資，投資增加就業，就業提升消費。如果利潤來源于資產升值，卻不可持續，將會導致危機。長期繁榮經常孕育大規模泡沫。因為人們不再關注危機，而過量地要求風險資產。這就會產生資產泡沫，使得繁榮超過正常的周期時間。周期拖得越長，泡沫破滅之后調整的難度越大。

　　可能中國一半的銀行貸款都發放給了與房產相關的行業，或是抵押土地的地方政府。盡管目前的繁榮推動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必須牢記在這個周期中的過度做法，還有盡快調整的必要性。將銀行業暴露在基于土地升值的不可持續的經濟活動中，最能揭示出其脆弱的方面。中國應當主動實施必要的經濟調整。(本文原載8月30日出版的《新世紀》周刊，作者謝國忠，系知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