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鏗：無需出臺第二輪刺激政策

　　【《財經》記者 王延春】2010年行至年中，宏觀經濟運行復雜多變。四月前學者對宏觀經濟復蘇信心倍增，很多數據也似乎佐證了中國經濟是拉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發動機，然而，五月中旬以來，隨著一些經濟趨冷跡象逐步顯現，悲觀之聲又起，出現了經濟“二次探底”，以及“再次出臺第二輪刺激政策”的言論。整個上半年，政府執行了緊縮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整頓、對節能減排的重視，但在這些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又受到歐洲債務危機等不利因素影響，世界經濟復蘇動力有所衰弱，因而中國經濟被再度置于十字路口，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

　　如何看待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下半年經濟何去何從？在梳理上半年宏觀調控政策得與失中，對下半年政策操作有什么建議？《財經》記者近日采訪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

　　《財經》：最近“再次出臺第二輪刺激政策”的觀點鵲起，您是否贊同？

　　賀鏗：我不主張再搞類似去年的一攬子刺激經濟計劃，以及極度擴張的財政和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我現在非常擔心再出臺新的刺激政策。聽說上海等地又要放松第三套房貸限制措施，我認為這個消息要警惕。

　　《財經》：之所以出現“再刺激”論，是因為市場擔心下半年經濟下滑。目前一些反映中國經濟走勢的先行指標如PMI、發電量等，已出現掉頭回落的趨勢。從4月開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開始減慢、貿易順差下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下滑等，這些數據增加了對經濟下滑的擔憂。

　　賀鏗：經濟下半年出現回調趨勢是必然的。現在經濟已經到了“兩難”境地，房地產不調控不行，不調要出危險，泡沫要崩潰。可是調整了必然影響經濟增速，與房地產相關的建材、家具、鋼鐵、水泥等行業必然受到影響。另外，去年出臺那么大盤子的刺激計劃，開工了那么多的項目，信貸去年也達到近10萬億的規模，這些不收縮不行，但是要收縮，基礎設施建設等就必然受影響。

　　《財經》：前六個月總的趨勢仍是高增長，但能看出增長的動力在下降，增速連續三個季度逐步回落。那么隨著刺激政策的退出，房地產、產能過剩等調控政策的疊加效應，您是否擔心多重下滑力量會在第四季度集中爆發，甚至出現“二次探底”？

　　賀鏗：我不擔心有什么“二次探底”。總的判斷是，下半年經濟依然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增速放緩，但無需擔心。經濟回調一點不要過于緊張，也不要操之過急，更不能草率采取過激的調控政策。經濟增速放緩一點就放緩一點，尤其房地產正處在膠著期，開發商、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體都在“扛著”，房地產往下走，地方政府、地產商、銀行等的利益受損失，因此希望讓政策松一松，但是我認為，目前是政策觀察期，看一段再說。

　　《財經》：上半年宏觀局勢非常復雜，陷入了多個“兩難”局面。我有一種觀察，宏觀調控似乎在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等多個目標間糾結、平衡；目標之間也有矛盾，又是很難達到平衡的。

　　賀鏗：的確是這樣。今年形勢復雜多變，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下半年宏觀調控的目標要更加明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應是下半年主要的政策目標。調整必然使經濟增速下降，因此，需要注意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著力調結構。

　　《財經》：誰都覺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結構挺急迫的，可喊了這么多年也轉不動。您認為轉變的難度究竟在哪里？

　　賀鏗：實際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思想已經有30年的歷史了，改革開放初期，當時叫“外沿擴大再生產，內沿擴大再生產”，后來又叫“生產方式轉變”，再后來又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管叫什么，這么多年為什么一直轉變不過來？關鍵是在“轉變什么？”、“怎么轉變？”的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我認為轉變的關鍵在于：

　　一是經濟發展動力要轉變。從依靠投資拉動轉變為需求拉動，這里面包括內需與外需兼顧，現在很多學者對外需存在偏見、誤解，沒有意識到外需對一國經濟模式提升的作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脫離外需而發展起來的。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的轉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強調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通過二次分配進一步理順收入分配格局。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改革勞動者報酬的分配結構。收入分配問題解決不好，中國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健康增長，許多社會問題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

　　三是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粗放式到節約環保 式轉變，改變以前過度依賴資源、能源以及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提倡科技創新。四是發展指導思想的轉變。從單純追求GDP增速轉變到以民生為本、以人為本的方向。

　　《財經》：反思近年調控，有人總結說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特點總是處在矯枉過正的狀態、而且總是滯后于市場。松的時候過松，緊的時候又過緊，您如何評價上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操作？

　　賀鏗：以往的宏觀調控方式的確需要反思總結，要汲取2008年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總結過往的宏觀調控經歷，可以更好地把握下半年的宏觀調控節奏和力度。

　　2008年下半年經濟出現下滑，一攬子刺激計劃出臺，下達了4萬億的總盤子，現在回頭看當時有些太急了。我當時就在人大財經委的會上說，我們的各個決策部門的宏觀理論研究太不足，人民幣匯率機制怎么改革？外貿到底怎么發展？要仔細研究個透。2008年經濟下半年突然下滑，不單純是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我看也有宏調政策不恰當的因素。各部門缺乏深入研究，也缺乏擔當勇氣。

　　2008年一季度已經有先行指標下滑，不能再繼續實行“雙防”政策了，但是政策很遲鈍，并沒有調整，沿海外向型出口企業已經出現成千上萬的的倒閉潮，但仍然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為是產業升級，東部“騰籠換鳥”的結果，直到10月底才意識到問題很嚴重，又下猛藥來施救，4萬億下馬，這藥下得過急過猛，就像一個人得了感冒，打噴嚏的時候你不吃藥，等已經發高燒了你吃再多的藥也沒有什么用，這個周期是必須經受的。

　　《財經》：您覺得未來宏觀調控思路應該怎么調整？目前爭議很大，有的專家從總需求的角度強調保增長，但有的專家則強調在可容忍的增速下降水平下，咬牙堅持調結構。

　　賀鏗：我認為宏觀調控的思路需要轉變，從應對危機時期的“通脹預期管理”轉到“后危機時代”的防“滯脹”。不要單純關注通貨膨脹問題，這個目標唱得太高調，對經濟把握沒有好處。2009年二季度以來，社會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濃烈，這對現實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我并不是說不要加強通貨膨脹預期的管理，只是想說不要把這種通貨膨脹的預期唱得太高，對經濟沒什么好處。過度的通脹預期既缺少現實依據，又可能把人們的思想搞亂，甚至可能形成“預期通脹”。

　　《財經》：預期通脹的確令人困惑，上半年大蒜、綠豆等漲價，漲薪潮起，大宗商品價格攀升，這些是否就是通脹來襲，其實關于通脹的概念比較模糊。學者依據的經濟理論不同，評判通脹的標準似乎也千差萬別。將物價上漲等同于通脹往往導致中國式“通脹預期”自我實現。

　　賀鏗：有學者預期今年一定出現高通脹，主要依據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脹永遠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論點，去年那樣寬松的貨幣，過多的流動性一定造成今年的通貨膨脹，但是，中國10萬億的信貸并沒有變成老百姓的財富收入，如何通脹？百姓的收入并沒有增加啊！去年增加的收入還沒有前年絕對收入比高呢。不過，10萬億下去，基礎設施建設被擴張了，上游產品價格上漲造成對下游產品價格傳導之勢，加上今年農產品價格的回歸補漲和災害天氣的影響等因素，一定程度上的確推高了CPI。這是“脹”的因素，另外，對房地產投機的調控，信貸規模下滑等，這是“滯”的因素，如何防止通脹又不出現經濟出現“滯”，只有將宏觀調控從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

　　《財經》：請您談談具體建議吧

　　賀鏗：我想主要有三個手段：

　　一是收入政策的調整。一方面企業提高薪酬水準，另一方面是不是考慮減輕企業經營成本，特別是那些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吸納就業多的但利潤又不高的，可實行差別稅率，減免稅收。同時，對企業職工的五項保險，原來規定是企業交一半，職工交一半，是否可以考慮財政繳納，既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壓力，也同時提高了勞動者的收入。

　　二是人力政策，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百姓的收入。只有需求增大才能刺激企業提供供給，擴大投資。增加就業，特別是讓低收入者，失業的群體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才能保障收入并提高消費需求。

　　三是調整經濟增長政策。在生產要素組合上調整，從房地產、基建等資本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技術創新。

　　《財經》：目前房價調控也陷入“兩難”。這么高的房價，不調控容易引發資產泡沫。但如果房地產和房地產投資萎縮厲害，又可能導致中國經濟依賴的一大增長引擎折戟。

　　賀鏗：抑制房地產投機的調控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執行的二三套房貸限制等政策有些治標不治本，我認為要根治還是要啟動房地產稅，把炒房者的囤積成本提升上去，把泡沫徹底擠出來，讓炒家因此遠離房地產。目前，房貸政策的行政色彩太濃，只有房產稅開征了，才能使房地產的信貸政策回歸常規化。

　　《財經》：你預計下半年房地產調控政策會進一步加碼還是松動？

　　賀鏗：我認為房地產政策不能反復， 2008年房地產政策反復，為此付出很大代價，一方面影響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反彈將形成更大的泡沫，泡沫蓄積會導致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那樣的危機境地，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