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30年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巨大發展，目前已步入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階段里，中國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需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中國過去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

　　這種增長方式曾經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但是一些問題也在近年來逐步顯現。從要素投入驅動看，出現了這樣一些挑戰，而且越來越嚴重。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投入，造成了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破壞。第二，由于資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長是靠大量的勞動投入實現的。在早期階段，大量廉價、低成本的勞動投入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但是在近年來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

　　三年前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根據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個論點，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出現，這就意味著劉易斯說的勞動無限供給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緊缺。他們做了大范圍的調查，發現包括邊遠地區的農村，可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基本上轉移出去了，農民工的工資從2003年開始出現持續的上升。這是一種觀點。還有一種觀點，美國一些研究中國城市化的學者認為蔡昉教授做的論斷是不準確的，根據他們掌握的數據，中國目前至少還有1億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

　　我曾經請他們兩方做過對話。我的判斷是，雙方說的都有道理。蔡昉教授說的是能夠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基本上都轉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認現在農村還有大量的應該轉移，但是沒有轉移出去。另外一方說的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需要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的，還有大量沒有轉移出去。這里的關鍵點，有一部分農村的勞動力，因為體力的原因，因為有家務負擔的原因，因為文化和技術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轉移出來。所以對于城市非農產業來說，勞動力的供應確實出現了一個轉變，過去的無限供應情況已經不存在了。繼續用過去的增長模式來支撐我們進一步的增長，就發生問題了。這是從要素投入看。

　　從出口需求驅動經濟的高速增長這個角度看，問題發生得比較晚一點。大約在本世紀初期，中國也出現了東亞一些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在20年前出現過的類似問題。這就是出口企業、出口產業技術水平低，主要是從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因為出口數量擴張造成的和我們貿易對象國的摩擦加劇，貿易條件惡化，同時，外匯存比大量增加，本國貨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出現。要改變這種狀況，亟須像當年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一樣，調整出口導向政策。但在沒有得到及時調整的情況下，中央銀行為了抑制本幣升值，負擔非常重，也使得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變窄。因為大量收購外幣，造成了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引發了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通貨膨脹。正因為此，中國迫切需要促使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向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轉變。

　　問題出現以后，中國的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都做了許多工作來尋求解決辦法。他們研究了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的經驗及教訓。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實現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主要的途徑是：一、勞動力從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的轉移；二、基于科學的技術廣泛運用；三、服務業向各個行業滲透和它的獨立發展；四、信息化。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變成中國政策方面的實踐。特別表現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