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可以說，發展中國家遠非發達成熟的經濟體，使其還無法邁入消費主導型的經濟增長階段，投資或者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理應是其應有的經濟特征。歷史經驗也顯示，那些活躍的發展中國家，伴隨其經濟高速增長的正是高儲蓄、高投資以及持續增長的對外貿易。這一格局也同樣出現在發達成熟經濟體過往的高速增長時期。所以，只要經濟發展尚未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就不該視高儲蓄、高投資與高對外貿易依存度為不合理、不正常，更不能將此作為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當然調控重點。

　　當今的美國和中國正是兩個典型。就經濟發展來說，美國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最成熟的經濟體，也是低儲蓄、低投資與持續凈進口的國家，屬于典型的消費主導型經濟增長。而中國，盡管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30年，但遠非發達成熟，也遠不是消費主導型的經濟體，而屬于高儲蓄基礎上的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體。

　　這一事實體現為以下主要經濟數據的差異：2007年中國的GDP僅為美國的20%左右，但人口卻是美國的4.3倍。美國是一個9.5萬億美元的消費體，消費占其GDP的72%；中國則只是一個1萬億美元的消費體，消費占GDP的份額為36%，僅為美國的一半。美國凈國民儲蓄平均僅為國民收入的1.4%，家庭債務額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133%，基于收入的個人儲蓄數據在2007年后期變為負數；中國的儲蓄率則高達40%，2007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到當年GDP的55.6%。

　　實際上，就可觀察和感覺到的現實世界看，無論是居住條件、生活水平、教育、社會保障水平，還是城鄉環境、科學技術水平、交通運輸設施、人文資源，抑或是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中國與當今的美國差別都是巨大的。

　　既然如此，至少在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更廣泛的經濟發展達到如今美國的水平之前，中國必然處在投資主導型而非消費主導型的經濟增長階段。保持較高儲蓄水平，支撐較高投資增長速度，仍是現實的選擇。至于逐步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只能是投資主導型持續高速經濟增長過程的一個個階段性結果，而非起因。在這一歷史時期，只要工業生產向服務業的轉變沒有發生突發性加速，中國的資產市場及金融服務業就不可能成為消費增長的主要源泉。

　　因此，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那種試圖論證中國經濟應轉向消費主導型增長的理論，在筆者眼中，恐怕只能是誤導。經濟政策的選擇，如果聽命于外來壓力而采取不切實際的擴大消費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結果將會斷送中國應有的良好經濟增長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