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幅度上漲，只是在接近年底出現盤整。至本刊付梓之際，還不能判斷這是拐點來臨還是為下一輪的大漲積聚能量。幾輪宏觀調控，決心越大，漲幅越高，凸顯政府尷尬。導致房地產價格一路攀升的原因錯綜復雜，但其中最關鍵之處在于宏觀經濟的偏熱與當前土地制度的束縛。

　　“比經濟適用房更經濟”，小產權房早已是一個現實存在，它對現有國家征地、批租制度形成了挑戰，它把現行制度下“地”和“房”不一致的尷尬放大。但它同時也成為一個機會，借助自發的產權演進力量，來減少房價越調控越高漲的尷尬。經驗已經顯示，有什么樣的產權界定就有什么樣的“市場”及市場的表現。如果能夠善用這個機會，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解決中國房地產市場所面臨的問題將會容易很多。

　　宏觀調控的邏輯

　　過去幾年，圍繞房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是重復了“解決高利貸問題的辦法是打壓放貸者”的邏輯，所以才有“調控越多，房價越高”的結局。

　　中國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市場時的政策出現兩個錯位：第一個錯位的地方就是一直在控制土地的供應量。因為我們知道土地的供應量越壓縮，土地拍賣價格越高的話，市場上能夠有的房子的供應量會受到嚴重的壓抑，所以供給只會越來越少，而在需求不減少反而繼續上漲的情況之下，房價肯定會往上漲。

　　第二個錯位就是為了使人們買得起住房，試圖把整個房價往下降。這樣一來的必然結果就是幫了高收入和中上等家庭的忙，讓他們可以買一套、兩套、三套、四套、五套房子還可以繼續再買很多套，其實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把需求不斷往上推，同時中低收入的家庭照樣買不起房子。

　　要把房價上漲和保障中低收入階層住房分開，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是應該由政府采取措施來特別保障的，和商品房價格上漲沒有太大關系。

　　(《陳志武：調控房地產市場出現的兩個錯位》，10月6日中國新聞網)

　　過去幾年，圍繞房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是重復了“解決高利貸問題的辦法是打壓放貸者”的邏輯，所以才有“調控越多，房價越高”的結局。遺憾的是，最近將要出臺的房產調控政策還在延續這種樸素邏輯。禁止外資進入房地產行業從本質上會進一步壓抑房產的供給量、降低競爭，為什么不能讓更多企業從事房產開發？如果說國內企業過多進入房產開發會給國內銀行帶來風險，那么讓外資進入至少能將房地產業的部分風險由外資分攤，而且能增加房產供應量。取消期房交易同樣會壓抑房產供給量、降低競爭，因為這會進一步擠掉資金不足的中小開發商。期房交易很流行，是供不應求所致，而不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一旦房產供給多了，更多的人自然會愿選擇買現房，而不是期房。

　　(《房產市場調控是與非》，陳志武，8月13日 《證券市場周刊》)

　　政府應該鼓勵中小開發商發展，而不是打壓。本來，中小開發商可以通過把價格往下壓的方式和大開發商展開競爭，實際上是將部分利益還給了買方。可是一旦中小開發商被趕出市場，不僅減少了房子的供應量，而且還加強了大開發商的定價能力。

　　此外，就是大力發展二手房市場，改變中國人只住新房的做法。只住新房的結果，是對資源環境的很大浪費。應該取消房地產交易增值稅，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鼓勵更多的人關注二手房，建立多層房地產市場。

　　(《陳志武：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沒有秘密》，7月27日《北京晨報》)

　　GDP增長后，所有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都要參與分配。如果GDP增長速度很快，那么意味著勞動工資要增長，資本的回報率會比較高，土地的價格也就是土地的回報也會比較高。假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供應都比較充足，那么這三者的增長率基本上應該和GDP的增長同步，這里的GDP指的是名義GDP。

　　但是在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勞動力供應相對于土地供應來說比較充沛，價格相對也會比較低。所以在經濟增長初期，勞動力在國民經濟的分配中，相對處于弱勢，特別是大城市的土地供給比較稀少，所以它的價格會比勞動力價格漲的更快。另外，由于在改革開放初期，土地由政府控制，土地價格的增長速度遠低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因此現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上漲實際上是對過去的彌補。　　

　　目前的這個資產泡沫，與宏觀經濟的偏熱存在相當大的關聯。因此，我認為不要把土地市場妖魔化，就是說我們不要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出在炒房炒股上。實際上炒房炒股有相當一部分是和宏觀經濟偏熱相關聯的。我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把整個宏觀經濟調控好，使GDP增速適當放慢，特別是把通脹預期降下來。

　　(《梅建平：調控房價重要的是壓低和消除通脹預期》，11月15日《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