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海剛

　　隨著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臨近，社會對大部制改革廣泛關注。

　　所謂“大部制改革”，就是把行政系統中職能相近、管轄領域雷同的部門進行歸并重組。關于大部制，去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就已定下基調。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大部制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行政管理方式，也理應成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實行大部制，有助于改變當前政府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提升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包括精簡機構和人員帶來的直接成本降低，也包括部門之間博弈或扯皮減少帶來的間接成本降低。因此，輿論對于中央的這一改革新思路普遍給予積極評價。

　　不過也有人表示擔心，實行大部制后，原先分散于多個部門的行政資源集中到少數部門，將導致這些“超級”部門更加難以監督和控制，從而與“小政府，大社會”的終極目標相悖。

　　這里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大部制”與“小政府”在邏輯上并不矛盾。大部制的“大”，是指其承擔的職責范圍；小政府的“小”，是指其掌握的行政權力，兩者不是一個概念。

　　但人們的擔心顯然又有其現實依據：目前我國的行政權仍然過大，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和民眾生活的干預仍然過強；近些年來，“行政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趨勢更是頗受詬病。這就提醒我們，大部制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簡單的機構合并層面，而必須同政府職能的繼續轉型相結合。應以這次改革為契機，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盡快完成由管制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轉變。要言之，就是簡化并明晰政府部門的事權，藉此限定行政權力的邊界，凸顯其應盡之責，防止公權對私權的不當干涉乃至侵犯。

　　同時，有學者建議：在大部制改革中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不僅實現機構的職能區分，還要實現機構的功能區分——有的行使決策權，有的行使執行權，有的行使監督權。通過內部的合理分權，形成權力的制衡機制。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加強來自行政權力外部的約束，特別是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等對政府部門的監督制約。

　　總之，大部制改革勢在必行，亦寄托著人們的諸多期待。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這項改革任務的艱巨和復雜，既需要小心求證、循序漸進的理性，也需要大膽探索、深度推動的勇氣。處理得好，它將成為我們塑造一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政府的突破口；處理不好，則很可能非但未能除舊布新，反而強化現有行政體制的一些弊病。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部制改革已不是一次單純的機構改革，甚至也超出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范疇，應當將其視為更深層次、更廣維度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基礎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