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通脹”的說法不僅恰當地體現出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而且為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調控政策提供了前提

　　文/郭田勇 趙曉玲

　　2007年11月1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東城區交道口街道看望困難群眾時說道:“這些天物價有所上漲。我知道，價格哪怕只上漲1塊錢，對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影響。我們有辦法保障供給，采取多方面措施穩定物價。”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正經受著一輪通貨膨脹的考驗。

　　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及特點分析

　　去年3月以來，受豬肉、食用油等食品漲價的影響，我國CPI漲幅連續9個月超過3%的警戒線，其中有4個月超過6%，前11個月累計同比上漲4.6%。

　　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然而，對于現階段我國通貨膨脹的特點，學術界仍然沒有達成共識，爭議的焦點之一就在于是否為“結構性通脹”。有些學者撰文指出:“結構性通脹”的說法太過牽強，世界上本就不存在“非結構性通脹”。我們知道，事物都是相對的，假如世界上確實沒有“非結構性通脹”，那么“結構性通脹”的提法似乎也沒有多大必要。這個邏輯看似一針見血，實則偏離了主題，沒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筆者看來，“結構性通脹”的說法不僅恰當地體現出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而且為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調控政策提供了前提。

　　固然，世界各國的通貨膨脹表現為不同商品有漲有跌，幅度也各不相同，確實沒有出現過一個整齊化一的物價上漲情況，但據此得出所有通脹均為“結構性通脹”的說法難以令人信服。判斷是否為“結構性通脹”，要把握市場中商品價格變化的主流趨勢，否則將會夸大問題，陷入不可知論的泥潭。因為照此推論，經濟運行中將只存在總量問題，而不存在結構問題，那么“調整經濟結構”等提法不都成了無稽之談？

　　就物價走勢而言，198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處于通脹階段，所有商品價格都不斷上漲，總體趨勢是一致的。而現在我國的通脹情況總體來看，呈現出“漲少降多”的局面:食品類、能源類等少數產品處于價格不斷上漲，但衣著、交通通訊、家電、科教文衛等諸多商品價格呈現回落走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11月份統計數據，一方面，有的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比如豬肉價格上漲56.0%、鮮菜價格上漲28.6%;另一方面，有的商品價格小幅上漲，甚至不升反降，如耐用消費品價格上漲0.9%、服裝價格下降1.4%等。一部分商品價格上升，推動CPI水平的提高，另一部分商品價格卻增幅緩慢，有的還呈現下降趨勢。不難看出，我國此輪的物價上漲，“結構性”色彩濃重。

　　事實上，強調通脹的“結構性”絕非為了“粉飾太平”、掩蓋我國目前的通脹壓力，而是為了對癥下藥，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

　　影響我國通貨膨脹走勢的主要因素

　　我國的通貨膨脹走勢受到國內外因素的雙重影響。從國際市場來看，石油價格高漲、小麥減產、美元貶值等因素，造成糧食、能源等價格的高漲。從國內市場來看，由于飼料價格上漲、周期性波動和疫情的綜合影響，生豬生產下降，供給減少，造成了豬肉價格的居高不下，石油、糧食、大豆等基礎性產品價格上漲增加了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成本。同時，連續幾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信貸投放過多、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外貿順差過大的矛盾突出，市場需求過旺，通脹壓力較大。

　　1.國際成本傳導，價格攀升的國際壓力持續存在

　　目前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已徘徊在每桶百美元的邊緣，中國作為原油進口大國，高油價向國內傳導不可避免。而受油價持續上漲影響，一些產糧大國開始加速糧食向能源的轉化趨勢，由此導致國際農產品市場供給發生變化，引起價格上漲，并引發國內農產品價格聯動。并且由美元貶值引發的全球性流動性過剩，對上一因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國內食品、能源和勞動力成本提高，通脹預期強烈

　　石油、糧食、大豆等基礎產品價格的上漲，增加了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成本，會引發食品、餐飲等諸多行業的成本增加，由此推動價格上漲，而短期波動因素和農作物生產周期等特點又導致農產品供求的緊張關系短期難以緩解。以及醞釀中的資源能源價格改革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價格，帶來通脹壓力。從勞動力成本看，隨著勞動力供求出現結構性趨緊，工資上行壓力將增大，平均勞動報酬已連續七個季度超過 GDP名義增長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未來有可能進一步推高價格總水平。此外，通貨膨脹預期繼續強化。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季度全國城鎮儲戶及銀行家問卷調查等顯示，預計四季度物價繼續上漲的居民占比、銀行家總體物價預期指數、消費品和服務價格預期指數等均創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

　　3.國內信貸投放過多、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外貿順差過大，導致市場需求旺盛，加大通脹壓力

　　央行發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9月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 27.4 萬億元，同比增長17.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 2.7 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9.2萬億元，同比增長25.7%，仍居高位且反彈壓力巨大。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過于倚重出口，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長。截至2007年9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4336億美元。由此引發的外匯占款大量增加，使得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貨幣供給大幅增長。同時，在現階段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下，大量熱錢通過各種途徑涌入國內，參與到貨幣創造過程。這些因素均導致市場需求旺盛，呈現出“過多的貨幣追求過少的商品”的通脹局面。

　　眾多因素造成了我國結構性通脹的局面，但也應當看到，我國加工制造企業長期處于產能過剩狀態，因此價格供給彈性很高。回想近幾年，盡管鋼材、供電等方面的價格都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汽車、電器等下游企業的價格卻不漲反跌，上游企業的成本并沒有傳導至下游企業，足以說明下游企業消化上游漲價的能力較強。由此來看，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并不必然會導致明顯通脹。另一方面來看，盡管產能過剩對價格上漲形成壓制，但這一壓制并非沒有限制，即如果農產品、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過大，將會使下游企業難以承受，并有可能導致明顯通脹。因此，繼續下大力氣對農產品、初級產品的價格進行調控還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央行采取發行央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利用特別國債開展正回購等多項措施，對治理流動性過剩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需看到，我國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國際產業分工形成的制造業大面積地向國內轉移，這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拉動作用，因此，當前我國還不具備讓人民幣大幅升值去減少出口的經濟基礎。這就意味著，流動性過剩有可能成為未來經濟運行中的常態，還需利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多管齊下治理流動性過剩，緩解通脹壓力。

　　緩解通脹壓力的渠道

　　1.從“適度從緊”到“從緊”，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力度

　　2007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在調控方向上應更加注重促進結構調整和協調發展，支出結構也將進一步優化，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去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預算收入3.9萬億元，收支相抵后剩余9901億元，比前年同期增加3436億元。在當前經濟持續較快增長、財政收入大幅增加之際，面對當前國內消費率持續下降、水平過低的問題，政府可加快向公共財政轉型，增加公共消費性開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住房保障能力，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通過增加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消除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隱憂，穩定居民消費預期，從而使居民把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當比例投入消費。2007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達到41.6%。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進入一個新階段，逐漸提高消費在GDP增長中的貢獻，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內需的擴大能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協調失衡的消費與投資和出口的比例關系，降低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

　　2007年以來，貨幣政策適度從緊，央行5次調高利率,1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通過特別國債正回購操作回收流動性，5次加息通過融資成本適度上升來合理調控貨幣信貸投放，抑制過度投資，且有利于引導居民資金流向，穩定社會通脹預期。從緊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是對此前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面表明貨幣政策組合拳的力度會更大，要通過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實現宏觀調控。

　　在討論匯率政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關于人民幣一次大幅升值，以及匯率政策可以替代利率政策，解決通脹問題的提法。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國際貿易爭端等因素必將迫使央行更加關注人民幣匯率，未來匯率升值速度有可能適當加快。從解決經濟增長過快的角度看，人民幣的一次性大幅升值固然可以扭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但也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巨大影響，出現“矯枉過正”的局面。因為我國經濟和我國企業都處于不斷轉型的過程中，若過度依賴該政策，寄希望于人民幣的升值來扭轉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負面效果很大。它將對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出口型企業產生巨大的殺傷力，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緊縮。因此，不應該采取對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升值的“畢其功于一役”的做法，而應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使人民幣走勢日趨市場化，這對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是有益的。

　　以匯率政策來邊緣化利率政策、甚至替代利率政策成為抑制通脹的主要手段并不可取。央行應加強利率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穩定通貨膨脹預期。

　　2.增加商品供給，解決通脹中的結構性問題

　　我國通脹的結構性特點決定了解決重要商品的供給問題，是控制結構性通脹演變為明顯通脹的重要環節之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強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緊缺商品的生產，完善儲備體系，提高價格調控預見性。

　　目前，國務院進一步加強糧食生產，提高農資綜合補貼，出臺了促進生豬、油料、奶業生產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適當提高稻谷最低收購價格;在努力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基礎上，繼續提高農資綜合直補標準加大農業基本建設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繼續加強畜禽防疫體系建設，穩定飼料價格，加強市場調控，促進生豬等畜牧業發展。國家發改委也會同有關部門，保障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重點農產品的供給，確保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不斷檔。加強糧食等重要產品儲備調節和進出口調節。完善儲備體系，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適當增加進口。完善和落實因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辦法，穩定消費者心理預期。

　　3.多渠道吸收流動性，緩解通脹壓力

　　通過多渠道吸收流動性，解決我國目前的結構流動性過剩問題，對于緩解通脹壓力有重要意義。

　　首先，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推進金融衍生品創新。

　　十七大報告提出，“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目前，我國的間接融資比重過大，占到80%多，融資風險集中在銀行業。因此，可以抓住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時機，通過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擴大供給種類和規模，提高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吸納能力，疏導流動性進入包括藍籌股市場、公司債市場、中小板、創業板及全國性場外交易市場在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根據經濟學中的供求原理，加大資本市場的供給可以有效緩解風險資本的過旺需求，對資產價值的高估起到一定的降溫作用。

　　同時，推進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也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流動性過剩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既能夠為投資者提供一種新的避險工具，也能從原生市場抽離一部分投機性強的資金，使投機性較強的過剩流動性進入到金融衍生品市場中。我國目前擬推出以股指期貨為代表的金融期貨，這一方面能夠緩解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壓力;另一方面通過市場交易，把風險轉移給那些具有風險承受能力的資金，為整個市場提供了釋放風險的出口，防止日常運行中風險的積累，促進經濟的平穩運行。

　　其次，因勢利導，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在目前國際收支雙順差難以扭轉的情況下，要積極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遵循市場規律，穩步實現由“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的轉變，從而滿足居民和企業的購匯意愿，降低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降低流動性。當前，需發揮中國投資公司作為政府海外投資窗口的作用，鼓勵銀行、證券、保險等不同機構QDII產品的推出。同時，要繼續創造條件支持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同時，對于居民投資海外市場(港股)也應在控制總體風險的的前提下盡早放開。

　　第三，疏導企業儲蓄，推動技術創新和財稅體制改革。

　　目前我國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達到20%，呈穩步增長態勢，比美國、法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比印度高15個百分點。我國企業儲蓄高的原因之一是企業在盈利的同時不愿投入更多的資金進行有風險的技術創新項目，認為持有利潤是穩妥的做法，同時部分中小企業難以在有資金需求時及時從銀行獲得貸款，因此，多數企業保有存款以備不時之需。企業的高儲蓄率無疑為流動性過剩的加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利用企業當前高儲蓄率推動技術創新，引導儲蓄轉化為優質投資，研發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則能夠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同時，由于經濟體制本身的問題，一些資源性行業和大型國企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財富，但這些財富并沒有通過再次分配最終流向普通居民手中，導致企業儲蓄率居高不降、居民消費水平依然過低的局面。而要改變這一現象就要對現行的財稅制度進行改革，通過國有企業分紅和對資源性行業收租的形式促進資源有效利用，疏導企業儲蓄，緩解行業間收入分配的不均。

　　第四，疏導金融機構資金流向，中小企業和農村成為重點。

　　商業銀行一直以來追逐大客戶的經營思路,導致一些銀行房地產和按揭貸款的比例占總資產的比例較高,不斷趨同的客戶結構和集中的行業風險，蘊涵著較大的銀行信貸風險,但與此同時中小企業和農村的貸款需求卻未得以滿足。而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0%，創造了全國企業利稅總數的60%，解決了75%的就業機會,已經成為我國最活躍的經濟增長板塊。新農村建設亦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改變信貸投向結構，將過剩的流動性用于大力開發中小企業和農村信貸市場，不僅能夠滿足多方面需求，為中小企業和農戶雪中送炭，而且資金利用充分，信貸風險也得到了均衡的配置。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