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玉玲

　　白景明，1960年出生，1990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財政研究》副主編、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有《公共經濟》、《資金市場》、《財政與發展》、《服務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等專、譯著出版，在國內報刊發表論文、評論200余篇，其中與賈康合作的《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體制創新》一文獲第十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記者：最新數據表明，2007年財政收入突破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1%左右，又是一個“滿盆紅”，據你分析我國現在的財政高收入有何特征？

　　白景明：我國當前的財政收入高增長呈現出三個統計特征：

　　總量倍增周期縮短。2003年以前，財政收入平均7年翻一倍。2003—2007年，五年的時間里，財政收入增長1.4倍，財政收入倍增周期縮短了兩年。

　　增速加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有三次財政收入增長高峰期，第一次是1983—1986年，年均增長率15.2%；第二次是1992—1995年，年均增長率18.7%；第三次是2004—2007年，年均增長率為21%，四年年均數比前兩次平均數高出近5個百分點，增速呈加快態勢。

　　增長率結構明顯轉變。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財政收入增長高峰期主要是以流轉稅增長為支撐的。1992—1995年這次高峰期間，消費稅和增值稅的年均增長率為30.8%，其中1994年增長率高達62%，而同期企業所得稅年均增長率僅為9%。當前這次財政收入高增長是由多主體支撐的，流轉稅比重下降很快，所得稅和小稅種收入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斷提升。2007年企業所得稅增長30%以上，已成為我國第二大稅種，個人所得稅收入已超過消費稅。車購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小稅種增長快，去年僅證券交易印花稅猛增十幾倍。增長率結構的變化支持了稅收的持續高增長。

　　記者：你認為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國財政收入能保持高速增長？

　　白景明：近年來，我國稅制相對穩定，而且又采取了減稅性稅制改革如減免農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課稅項目費用扣除額。所以，我國的稅收增長主要取決于經濟運行。

　　當前我國財政收入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五點：一是產出規模急劇擴張，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上工農業產品第一產出大國，2003年開始主要工業品產出劇增；二是消費急劇擴張，受人口眾多、收入增長等因素影響，2003年以來居民消費規模不斷膨脹，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一消費總量大國；三是物價上漲，高稅負產業物價上漲偏快導致稅收高增長；四是固定資產投資膨脹；五是推進城鎮化。

　　記者：這其中需要冷靜分析推動財政收入增長的因素有哪些？

　　白景明：過去兩輪物價上漲，集中在食品和生產資料兩大領域，一些家電產品隨之上漲。這次物價上漲主要由食品價格和居住價格上漲推動的，這兩類商品價格上漲對稅收增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比如，房地產價格上漲尋源于以房地產商品化為基礎的需求拉動。房地產類商品屬于單位價值高的商品，涉及房屋建設和房產銷售兩大環節。我國的房地產從土地開發到房屋銷售完畢涉及6個稅種，而且房屋銷售營業稅稅率為5%(屬高稅率)。因此，房價上漲帶動的單位商品稅收增長率要高于其它領域。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本輪物價上漲過程中，職工工資總額增長率和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增長率低于前兩次物價上漲期間的水平。比如拿2003—2006年的數字與1992—1995年的情況對比，職工工資總額年均增長率前者為15%，后者為25%，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年增長率前者為14%，后者為21%。這實際上說明了一個問題：本輪物價上漲過程中勞動力成本上升并沒有過多擠占企業利潤增長空間，從而促成了企業所得稅收入的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直接帶動了建筑業、設備制造業、原材料工業等的擴張，從而極大地助推了稅收增長。按10%的稅負來推算，可以說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直接帶來的稅收就可達1.1萬億，2007年上半年2.6萬億財政收入中有四分之一來自固定資產投資。如果拓寬分析面，把固定資產投資的就業效應考慮進來，那么，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間接稅收至少不會低于2000億。回顧我國稅收增長的軌跡，可以說無論是在經濟低潮期，還是在高潮期，稅收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度都比較高。

　　記者：下一步，我國財政收入增長會怎樣？

　　白景明：我國的財政收入高增長有其特定生成條件，是轉軌國家和人口大國特征的表現，然而必須看到，無論是何種類型國家，處于何種經濟發展階段，財政收入都不可能長期高增長，我國也不可能例外。現在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從經濟運行角度看，還是從制度變遷角度看，促成財政收入高增長的因素的能量已釋放充分，今后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財政收入增長率下調格局。具體成因在于：抽緊銀根的貨幣政策，會在較大程度上主動抑制貸款需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回落，前期的高投資形成的產能急劇擴張拉大了供求缺口，需要消費環節去消化；不可再生資源供給與經濟發展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總量和結構性矛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必然回落，會直接約束初級產品和中間產品兩者的稅收增長；近年來我國的稅制改革小步慢走，減稅性改革將在基本制度層面壓縮稅收增長的制度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