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以來中國金融學術思想的回顧與反思

　　文/郭江 李輝富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主導型”的中國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中國金融改革在走過了一段曲折歷程之后正處于一個新的“節點”上,學術進步突破了傳統的思想觀念及諸多因素這限制的重要方式，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種重要動力。

　　對政府主導型中國金融改革及其金融學術思想的剖析與反思

　　中國金融改革帶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在改革的初期階段，政府主要利用銀行體系來吸收儲蓄并向國有企業貸款，啟動和通過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融資，其目的都是發展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民經濟。為了緩和改革過程中的矛盾，政府把金融體系作為各階層利益矛盾的緩沖器，利用它來承擔部分改革成本，從而使政府可以通過金融部門“透支”改革的收益。另一方面，金融部門在為改革付出代價的同時卻也使自身的發展滯后，并遺留下若干累積性矛盾。

　　我們注意到，縱觀近30年的發展歷程，中國金融學術思想多以對經典理論的解釋和對政策實踐的研究為主，似乎沒有一條完整的主線貫穿其中，尚未形成學術門派以及系統的金融學說。這是中國金融學術思想的問題或者缺陷，同時也是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所面臨的重要障礙，是目前之所以處于“節點”的重要原因。

　　中國金融改革面臨新的“節點”

　　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中國金融取得了重要成就。一直沿襲的行政權利干預金融運行的狀況已經得到緩解、中國加入WTO所承諾的市場化取向也預示著改革潮流不可逆轉。盡管有理由認為，中國金融漸進式改革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更深遠的研究證實，中國金融改革不僅任重道遠且目標仍然模糊，前景并不明朗，而目前正處于改革過程中“向上突破”或是“箱形整理”這么一個關鍵的“節點”上。

　　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到今天，面臨諸多問題，也引發了一場關于漸進式改革與冷凍療法孰優孰劣、政府主導的改革與市場主導的改革何者更有效率，這些不同的思想觀念甚至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爭論可能對中國金融改革的制約更大、影響更深刻。它們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性認識：

　　第一，對金融改革成就估計過高，似乎存在某種盲目樂觀情緒。對中國金融改革是否取得成功，學術界一直存在分歧。不少學者，尤其是國外學者對中國金融改革的前景表示樂觀，但對其取得的成就持保守態度，主要證據在于中國金融歷經近30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主導或者控制著金融資源的配置，金融壓抑仍然顯著，金融市場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是部分國內學者認為，中國金融改革是否成功不能單用市場化程度這個尺度來衡量，主要應該關注近30年以來，中國金融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與超常穩定，以及在金融改革的支持和推動下，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

　　我們認為，市場化盡管不是唯一的尺度，但卻是衡量經濟轉軌的最重要的指標。中國金融改革許多深層次問題還遠未解決，系統性風險依然存在。現有若干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賴于人為的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賴于制度，從而顯得脆弱而缺少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現在的關鍵是進一步推出具有金融創新性質的制度變遷，并通過學術進步來超越它。

　　第二，仍然受某些傳統、陳舊甚至“左”的觀念的影響。金融改革受傳統、陳舊甚至“左”的觀念的影響頗深。一些人鑒于歷史積淀及傳統等原因，總是習慣于從思想意識而不是從科學思辨的角度去面對現實。某些學術性的問題，動轍被推到意識形態的高度，致使許多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入下去。這種旨在為意識形態“正名”的非學術風氣困擾著人們的思維，并經常使改革的步伐進二退三。顯然這也是造成經濟與金融發展出現“節點”的重要原因。在金融方面，諸如股市賭場等辯論便可見一斑。其實，給股市一個怎樣的名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股市是否發揮了應有的功能。股票市場作為一種多元博弈結構，重要的是相關制度是否能有效地引導投資者、上市公司、經紀人等市場主體的理性行為，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對于中國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場，我們不是要對它進行社會道德判斷，討論其“好”還是“不好”，而是要從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出發，關心它是否公開、公正和公平，并由此演繹出，在效率與公平原則下促進資本流動與優化資源配置等證券市場的終極目標來。

　　推動學術進步以深化中國金融改革需要反思的三個重要問題

　　突破或超越上述“節點”以深化金融改革，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的思想和觀念更加民主、理性、務實和富有效率，需要更廣泛、更深刻地推動金融學術進步，從而需要深刻反思并積極面對以下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重視金融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加強其獨立性。中國學術研究歷來缺乏科學傳統，重思想而輕科學，這也是中國歷史幾千年來思想家眾，而科學家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金融學術研究似乎也秉承了這樣的傳統。這種狀況若不改變，學術界若不能形成一種與政府、與政策相對獨立、甚至完全獨立的地位，其結果不僅傷害學術進步、窒息學術生命，還傷害政策研究的科學性、誤導改革實踐，甚至禍國殃民，也不是沒有可能。這在宏觀政策及政府監管方面似乎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金融市場的某些方面也有諸多表現。

　　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到今天，需要更多地強調金融學術的科學性和獨立性，就要重視西方金融學術的研究方法中關于“可驗證”的思想意蘊，要重視實證研究。

　　第二、要倡導對西方金融學術的“本土化”研究。本土化就是對一般理論的具體化或者靈活變通地運用一般理論解決某些特定問題的過程。科學的理論都必須經過本土化之后才能真正成其為科學。中國古代“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的典故所蘊含的也許是最早的關于本土化的思想了。歷史的經驗都表明，大凡成功的引進，都經過了成功的本土化，而盲目照搬外國經驗、緣木求魚、未經本土化的引進，大都失敗了。

　　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即使西方金融研究主流范式能被嫻熟運用并能產生一批“標準”的符合西方金融研究規范的學術成果，恐怕也會因其不能適應中國的特定約束條件而難以有持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對于轉軌時期的中國金融學術界而言，我們似乎負有一種承上啟下的特殊的歷史使命。那就是，一方面，我們需要更多、更好、更透徹地在理解和比較的基礎上，引進國外先進經驗包括他們符合科學的學術思想；另一方面，我們更要進行本土化的研究和實證，要努力創建一種適合中國歷史與文化背景的研究方法，鼓勵金融研究范式創新。

　　(作者單位：郭江，四川省建設銀行國際業務部 李輝富，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