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元匯率在2007年夏秋之際再次跌到1995年的歷史“深淵”時，相信布什和保爾森一定體會到了當時克林頓和魯賓面臨的處境

　　進入2008年，美歐央行注資救市的力度仍在繼續加大，與此同時，新出臺的經濟數據也繼續加劇著市場人士對美元前景的擔憂。

　　美元的疲弱表現，也早已引起了白宮的擔憂。2007年11月14日，美國總統布什在接受福克斯商業新聞電視頻道采訪時表示，“美國堅持強勢美元政策，讓全世界都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這是次貸危機爆發后，布什第一次公開對美元匯率發表觀點，這也是迄今為止，美國高層人士關于強勢美元的最后一次公開表態。而在11月17日，也就是布什發表“強勢美元”講話之后的第一個交易日，美元在跌至74.48點的12年內盤中新低后開始反彈，并創下了連續4周收陽的年內記錄。盡管此后關于美國經濟的不利數據不斷出臺，但截至記者發稿的2008年1月8日，美元指數尚未創下新低。

　　三個人在11月17日那天一起扮演了美元的“拯救者”：薩奇領導的主張“急獨”的科索沃民主黨，在這一天舉行的議會選舉中獲勝；在稍晚些時候舉行的20國財長和央行會議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對美國財長保爾森說，中方希望美元保持強勢；而在同日舉行的第三屆歐佩克首腦會議上，由于沙特外交大臣本·費薩爾的反對，伊朗關于在峰會聲明中提及對“擔憂美元走弱”的提議沒有被通過。

　　薩奇、周小川和費薩爾，分別代表著從外部影響美元命運的三個“關鍵詞”——歐洲政局、亞洲美元和石油美元。但決定事物發展的更根本因素，往往是內因。而目前最重要內因，也許就是，美國人已經不能接受和承受美元的進一步下跌。

　　美元背后的有形之手

　　在布什重申“強勢美元”之前，保爾森已經多次發出類似的聲音。根據美國法律和慣例，治理貨幣的對外價值是財政部的責任，不屬于美聯儲。更重要的是，“強勢美元政策”是最近12年來歷屆美國財長薪火相傳的政策“國器”。它的締造者是克林頓時期的財長魯賓。

　　魯賓在1995年初上任之時，美元已經經歷了廣場協議后漫長的10年貶值，連續創下戰后的最低點，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岌岌可危。那時，到處在談論國際貨幣多元化，日元、馬克成為搶手貨。各國政府也紛紛拋售美元。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在1990年降至從未有過的50.1%。受80年代國際債務危機和國內儲貸協會危機的拖累，美國銀行海外業務和國際影響力直線下降。

　　在華爾街的期待中，魯賓開始拯救美元。先是在1995年4月，西方七國財長會議發表公報，希望外匯市場能夠“有序的扭轉”，此后美日德等西方國家央行連續進行大規模干預。加上美國經濟基本面改善以及日本金融問題暴露的共同作用，美元止跌回穩，進入長達6年的上升周期。

　　無論是在這6年的大牛市中，還是在2002年之后的漫漫熊途里，從原高盛集團聯席董事長魯賓到前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乃至小布什期間的奧尼爾和斯諾，美國歷任財長都竭盡全力地維護并小心翼翼地呵護“強勢美元”的政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7月19日，布什在意大利的一次談話中稱美元強勢對美國“既有好處，也有問題”，這一度引起了市場對美元的恐慌性拋售。當時的財長奧尼爾立刻發表公開講話，稱美國政府沒有改變強勢美元政策，只有他這個財長才對匯市有發言權，如果政府決定改變強勢美元政策，“我會租下揚基體育場向全世界宣布”。

　　奧尼爾與布什的這次關于美元話語權的 “博弈”，頗讓人想起前總統克林頓在卸任前的一次講話。克林頓在2000年參加魯賓的畫像揭幕禮時指出，魯賓接任財長時，規定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不可以談論美元匯率；而除了格林斯潘之外，其他人都不可以談論利率。因此，總統被迫在經濟事務上閉口無言。

　　在美元加速貶值的最近兩年，財長們越來越多地反復重申“強勢美元政策”，隨著次貸危機的蔓延，保爾森對美元的這種“聲援”頻率已經超過了任何一位前任。

　　“強勢美元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魯賓的這句“口頭禪”是美國財長們這一苦口婆心的最好解釋。

　　確保經濟增長是美國財長們的第一要務。但美國國內的儲蓄率太低，無法提供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金，這需要依靠強勢美元吸引外國資本的流入。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地區性金融危機在不斷蔓延之時，美元的強勢卻吸引全球資金源源流入，美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反而更加繁榮。

　　美國國際收支這些年一直存在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也只有引進資本才能彌補這個缺口。而在美聯儲一天24小時開動機器濫發鈔票的時候，也只有外國投資者繼續大量購買美元并且用于購買美元資產，才能把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源源不斷地排放出去。

　　更直接的利益，是所謂的鑄幣稅。根據統計，在美國之外流通的美元，總數接近5萬億美元，即使按照1.2%的利率來結算，也相當于每年為美國支付600億美元的利息。“僅僅是鑄幣稅的收益，就遠遠大于通過美元貶值所達到的‘賴賬’收入。”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師、著名外匯操盤手何志成告訴《環球財經》。

　　已到出手時？

　　或許美國人自己都沒有設想過，如果失去強勢美元帶來上述利益，美國會是怎樣。但當美元匯率在2007年夏秋之際再次跌到1995年的歷史“深淵”時，相信布什和保爾森一定體會到了當時克林頓和魯賓面臨的處境，因為相當類似的情況正在重現。

　　“外匯儲備多元化”、“減持美元”的聲音在全球與美元走勢呈反比地一浪高過一浪；中國權威學者和高層官員任何關于減持美元的暗示，都會在全球金融市場引起劇烈振蕩；從伊朗到俄羅斯，石油輸出國接二連三提出與石油美元脫鉤……2007年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由1999年底的71%的峰值降至64.2%的10年來新低。

　　弱勢美元引發的國際游資對美元資產的拋售，造成美國資金外流，不僅助長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而且已經在過去一年里導致美國國內流動性緊張。“如果不是因為弱勢美元政策，美國的次貸危機或許就不會爆發，至少不一定會這樣來勢洶洶。”Manatt Jones　戰略咨詢公司顧問吳向宏分析。

　　此外，美元貶值和全球流動性過剩，也分別推高了石油等戰略資源的價格，直接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脹率上升。2007年11月份，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分別上升了4.3%和7.2%，美聯儲最重視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也較上年同期上升了2.2%，擊穿了2%的理想區間上限。而在2008年的第一個交易日，國際原油價格便首次觸及了100美元。

　　“什么時候美國國內發生明顯通脹了，美元反轉的日子也就不遠了”，何志成說，“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到了對目前的美元弱勢進行‘拯救’的時候了。” 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譚雅玲向《環球財經》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美國不到時候，不會出手，但該出手時就會出手”。

　　《環球財經》注意到，布什在2007年11月14日重申“美國堅持強勢美元政策”后，還表示，“將把這個觀點帶到下一次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12年前，正是西方七國財長會議發表的“希望外匯市場能夠有序的扭轉”的公報，成為了扭轉10年弱勢美元、和催生6年美元牛市的樞機。

　　世界不可承受之弱

　　“拯救行動“其實早已開始，但更多的實質性行動卻是來自外部。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07年10月海外持有者凈買入了498億美元的美國中長期國債，環比增長90%；買入149億美元美國政府機構債，231億美國公司債，302億美國股票，環比增長分別高達29.6%、43.8%和156%。許多實行盯住美元的開放小型經濟體也分別進入外匯市場做了大量防范性買入美元操作。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海外資本的大量買入，是美元本輪止跌反彈的直接因素。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前公布的統計數據也顯示， 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已經從2007年一季度64.2%的歷史低點，上升到第二季度的64.8%。

　　對于美元的這個外部“救贖”機制，何志成在2007年11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做了頗為生動的描述：“各個貨幣對美元的圍攻都必須以不觸及美元的‘痛處’為前提。美元仍然是世界貨幣體系中的老大，任何激進式的大幅度下跌，不僅會遭受美國政府的反擊，就是那些成長中的貨幣也未必接受。”

　　有學者指出，考慮到全球外匯儲備總量增長和匯率變動對儲備比例的影響(盡管美國在全球的儲備比例從71%的峰值降至2007年一季度的64.2%，比重降幅達到10%，但同期美元匯率下降卻超過20%)，世界上各國在總體上不僅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減持美元”行動，甚至還在以一定的速度增持美元。

　　“瑞士央行也正在大量購入美元，并出售黃金，這是在最近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瑞士央行副行長告訴我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向《環球財經》透露。“要知道，瑞士是政治中立國家”。

　　華民之所以強調瑞士的“政治中立”性，是因為他認為，現在在某些石油輸出國家和中國國內民間盛行的“減持美元”的聲音，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外匯儲備結構應當與外匯支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支出)結構相適應，不能因為匯率風險就貿然調整比例，從目前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還債的幣種比例看，目前美元占中國外匯儲備三分之二的現狀，是比較合適的。”

　　“美元相對于其他儲備幣種升值對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價值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美元相對于其他儲備幣種貶值又能怎樣呢？”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的張岸元反問道，他認為，只要美國不發生實質性的通貨膨脹，美元計價的紙質資產還能在美國國內購買到與之相對應的其他實物資產。相對于持有歐元，持有美元的損失只是機會成本。

　　實際上，盡管這幾年美元對于全球多數貨幣都在貶值，但相對于美國國內的物價漲幅，美元基本一直處于“正利率”狀態。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持有的以美元債券為主的美元資產，并沒有出現實際意義上的縮水。

　　對于美國的“雙赤字”問題，華民同樣認為“屬于正常現象”。美聯儲實際上擔負著世界央行的職能。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適度的財政赤字和貨幣超發，有利于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促進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繁榮。美聯儲適度的超發貨幣也對全球經濟起到了這個作用。美國的財政赤字，則對全球經濟起到了類似于財政擴張政策的作用。

　　“美國人的適度超前消費和貨幣超發，對現在的全球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繁榮局面，以及國際貨幣體系和產業的分工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

　　基本面可承受之輕

　　來自內部的美元“自我救贖”也在實體經濟層面開始表現出來。在美元連創新低之后，美國2007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令人意外地達到了4.9%的兩年內新高；國會預算局預估2007財政年度的赤字將從上一個財政年度的2480億美元減少到1610億美元。財政赤字的下降也帶動貿易逆差的見頂回落，截至2007年8月，美國的貿易逆差為4720億美元，同比減少了460億美元。“美元利率的降低，對改善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無疑是利好”，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周宇分析說。

　　白宮預算局發言人宣稱，財政赤字繼續下降具有重要意義，證明正在逐步實現2012年財政出現盈余的目標(在2007年2月向國會提交的預算報告中，布什政府提出了到2012年最終實現消除財政赤字并恢復盈余的目標)。

　　目前各大投行機構對美國經濟最近兩個季度的增長預測比較悲觀(普遍在1%左右)，但對中長期走勢仍普遍看好，而盡管對美元近期走勢判斷不一，但大多數專家都認為，即便下跌也不會幅度很大，而對美元長期走勢則普遍看好。花旗銀行北京分行亞太經濟與市場分析部副總裁沈明高在近日舉行的一次論壇上表示，美國經濟2007四季度和2008年前個季度增長預計分別在0.6%和0.1%,但到后兩個季度將會強力反彈到2.8%以上。“相對于新興市場,美元或許仍將貶值,但貶的幅度會逐漸減小”。

　　近期對美國經濟不利的數據，主要來自消費領域：零售數據服務機構Spending Pulse2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圣誕節假日零售增長3.6%。此前預計美國消費者圣誕節假日支出將同比上升3.5%到4.0%，為5年來的最低增長預測。 而ABC/華盛頓郵報調查則顯示，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07年12月23日當周自前一周的-17降至-23。這些數據導致美元走勢在圣誕節后出現了一定的回調。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人消費增長下降，對于消費主導型的美國經濟固然是利空，對于美元卻未必是壞事——有助于直接降低經常項目赤字。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2005年和2006年，美國人的收入均高于支出，這使得美國家庭儲蓄率已經由負數轉為正數。到2007年6月，美國人均儲蓄額達到1640美元。北方信托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保羅·卡斯里爾預測：“從長遠看，美國家庭和整個國家會進入一個緊縮開支的時期”。美國人開始“轉向正儲蓄率”可能是這個過程的第一步。

　　對美國經濟長期趨勢，似乎更加缺少看空的理由。“退潮時才能知道誰穿著泳褲。”國研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俊峰用了巴菲特的這句名言來形容美國實體經濟的現狀，“盡管美國的實體經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當虛擬經濟的潮水退去后，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經濟盡管不再那樣西裝革履，但仍不僅穿著褲子，而且還相當齊整地穿著襯衣。”

　　“尤其是美國經濟的創新能力優勢，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取代。”王俊峰特別指出。技術創新對最近十幾年的美元走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1995年到2001年的那輪美元牛市，與以IT業為主的新經濟迅猛發展密切相關；而牛熊市的轉折，也正好發生在新經濟泡沫的破滅之時。最近歐盟的一份“2007年歐盟競爭力報告”稱,歐盟在科研和創新能力方面落后美國28年。

　　有專家指出，目前美國經濟正在經歷產業調整，如果發生新的戰略性的技術突破(比如生物技術)，并成為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將會引發美元的新牛市。因為全球任何最重大新技術革命，一般都首先發生在美國，美國經濟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但即使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美元走勢也不會出現大問題。”譚雅玲預測說，“因為美國固然不行了，歐洲和日本也不會更好”。事實上，記者發現，盡管對明年美國經濟預測數值不一，但幾乎所有專家對歐洲經濟的預測數值都低于或者與美國持平。

　　內政外交承受之重

　　歐元無疑是目前與美元實力最為接近的貨幣。自2000年觸底后持續走強，帶動其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目前歐元區債券規模超過紐約債券市場的規模。2006年歐元現鈔發行量超過了美元。歐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比例達到25%，僅次于美元。

　　但除了歐洲經濟本身難以“跑贏”美國外，歐洲內部的矛盾顯然是影響市場信心的更致命因素，這主要表現在歐洲政治版圖和貨幣版圖的不一致。“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法國和德國對于歐元強勢的態度南轅北轍——漸趨務實的法國人已經注意到歐元過強對歐洲經濟的負面作用，但嚴謹卻不夠靈敏的德國人，卻依然迷戀強勢歐元的虛榮，當然，德國處于全球最高端的制造業也使得本國經濟對強勢本幣有較強的適應能力。”潭雅玲表示，“美國很清楚歐洲人的內部矛盾，所以并不怕歐元。”

　　戰略上的藐視不代表戰術上的不重視。這在美國的地緣政治策略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某外匯投資分析師的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副頗為罕見的手繪地圖——該地圖上只有東歐的巴爾干和中東地區。一條彎彎的紅線將波蘭-捷克-科索沃-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連接在一起。“為什么全球最熱的地緣沖突剛好都發生在這條線上？美國為什么堅持在捷克、波蘭部署反導彈系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地方從空間、經濟、文化和地緣政治上與歐洲的距離都遠遠近于美國”，這位分析師表示。不少觀察人士也指出，美國在伊核問題上的態度要遠遠比朝核問題更嚴厲，也具有明顯的劍指歐元的意圖。

　　“美元是否已經反轉，開始長期的上升通道，目前尚言之過早，現在只能稱之為‘軟反轉’，但中長期的大底形態應當已經在2007年11月就開始構筑”，何志成表示，“美元的真正開始反轉，可能要等歐洲出問題才行。我估計是在2008年5月。”

　　科索沃阿族發言人在2007年12月10號宣稱將在前單方面宣布獨立的時間，就是2008年5月。美國已經明確宣布支持科索沃獨立，而目前擁有科索沃主權的塞爾維亞卻是歐盟成員國。俄羅斯與歐盟都反對科索沃獨立。觀察家們普遍認為，科索沃將是2008年歐洲出現新動蕩的最大隱患。

　　美國大選將是在2008年影響美元走勢的另一個重要政治事件。市場人士普遍認為，如果民主黨上臺，美國有可能改變目前這種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這將大大加速美國縮減財政赤字的速度。事實上，美國重新出現財政赤字也就是小布什上臺后的這7年時間，現在美國一天的海外軍費開支就超過30億美元，只要能削減20%，就能徹底消滅財赤。

　　“現在看來民主黨當選的可能性很大，這與共和黨政府長期窮兵黷武和超發貨幣，導致美國出現明顯虛擬經濟泡沫和通脹抬頭有直接關系，這也算是‘美元自我拯救機制’的一種表現吧”，最近一直建議客戶做多美元的何志成笑著說，“我當然也希望民主黨獲勝，但最后選擇誰上臺，還取決于美國人自己。”

　　這似乎也是在說，美元的前途，仍取決于美國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