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幼文

　　編者按 九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暨“國際資本流動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研討會于 2007年10月20～21日在湘潭召開。會議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主辦，湘潭大學商學院承辦。圍繞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及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影響、 全球流動性過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FDI與中國跨國公司發展、國際資本對新興市場的投資策略及政府監管、中國資本管制政策的調整等議題，世界經濟學會的專家們進行了深入研討。并且年會還富有前瞻性的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等重大議題也納入了討論的范圍。在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即將舉行之際，張幼文、丁一凡、肖耿三位專家在年會上的發言將進一步拓展我們對中美共同利益以及兩國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的認識。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調整中美兩國關系的一種新機制，不僅在雙邊經濟關系上，而且在全球政治格局上都有重大意義。

　　這一對話已經舉行兩次，12月12日即將舉行第三次，其中體現了什么信號，其發展的走向是什么，共識與分歧是什么，中國如何更好地借助對話平臺實現國家的戰略利益，是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從對話的內容上看，我們注意到其中涉及諸多關于美國要求中國的市場準入，美國在人民幣升值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對中國的壓力，甚至在中國作出了一系列市場準入新承諾后美國國會仍然不滿意，威脅要對中國施加新關稅。那么，對話是否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的 “后入世”談判呢？對話的目的是否僅僅在于解決中美貿易摩擦呢？現在看來，這些認識恐怕是不夠的。

　　機制創新與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

　　對話是中美雙邊關系中的機制創新。中美兩國高度重視對話機制，把它放在重大戰略層面上。可以說，對話機制首先創造了兩個大國，特別是一個崛起中的發展中大國與一個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對話機制，在當今國際關系上有重要意義。這一創新使中美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有了更實質性的內容。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共同利益，要求經濟合作。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中國合作。維護中國的發展有利于美國。因此，共同利益是對話的基礎。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首先是在全球和地區安全問題上。事實上，在經濟問題上美國也有不少處于被動地位，如《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問題，美歐農產品談判及世貿談判問題。同樣，中國也需要美國。對于中國來說，穩定與合作作為共同利益在于中國需要一個持續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就必須與美國打交道。

　　兩次對話的成果是共同利益的表現。當然，兩次對話也有不少分歧，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成果。這些成果可以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機制的確認，雙方共同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制，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第二次對話更多注重了中美兩國對全球性共同問題所承擔的責任，這一定位是正確的，也正是戰略性對話的應有定位。美國關注中國國內體制改革問題和發展模式問題，如養老金問題，這確實與兩國深化合作密切相關。美國與中國可能在環境、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完全符合中國的需要；二是對全球性重大領域合作原則的確立，體現了兩個大國的國際作用；三是對雙方市場相互進一步開放的安排。當然，目前主要還是中國具體金融服務領域對美國的開放。

　　通過兩次對話，這種機制的戰略性逐步成為雙方的共識。客觀地講，對話正在走向更加機制化、戰略化，這是中美雙方逐步達成的共識，尤其是中國努力的結果。經過兩次對話，機制已經形成并明確了定位功能。第二次對話后中美發布的聯合情況說明反映了這一點。美國開始認識到中國的一些對外經濟關系問題產生于國內未完成體制改革。這種關注中國的體制原因的思路是正確的，也同樣符合中國的利益和需要。只有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部門的開放才是可能的，特別是金融部門的開放才是可能的。美國也注意到中國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體制的不成熟，從而把推動中國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作為獲得更大中國市場的途徑，這同樣也符合中國利益。美國政府現在更多關注長期機制性問題了。第二次對話后發表的《聯合說明》體現了雙方作為大國的國際義務。《聯合說明》指出：在首次對話取得共識的基礎上，中美兩國又達成了以下新的原則共識：1)促進經濟平衡增長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雙方共同的責任。2)承認創新在實現經濟繁榮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勵以市場為導向的公平競爭，有效的產權保護，特別要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的發展、管理與應用。3)加強合作，以實現各自在能源安全、節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目標；加強在清潔能源開發、環境保護、清潔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4)就透明度開展合作與交流，為市場參與者提高可預見性，增強對兩經濟體的信心，同時加強透明度方面的國際義務。

　　中美兩國的矛盾與分歧

　　不可否認的是，相對而言中國更注重對話的戰略層面，而美國更多注重對話的市場層面。2007年7月31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美國財長保爾森見面時，吳儀表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在中美兩國元首的關心下建立的，前兩次對話的成功舉行，體現了雙方推進中美經貿關系、以平等對話和協商妥善處理經貿問題的努力。第三次對話應繼續立足于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經濟問題，使對話發揮積極作用和影響，在新形勢下繼續通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中方愿與美方共同努力，做好第二次對話成果的落實工作，為第三次對話做好準備，推動第三次對話取得成功。 保爾森則表示，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應更具戰略性、前瞻性，以戰略眼光處理兩國經貿關系，同時更好地利用和指導兩國其他機制解決經貿關系中存在的問題。美方將同中方保持密切磋商，為第三次對話做好準備。

　　目前，中美兩國之間在經濟上存在著多種矛盾與問題，包括長期性的如巨額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也包括中期性的，如人民幣匯率問題。還包括短期性的，如單個產品的質量問題、反傾銷反補貼問題等。可以說，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根本解決的，或者說是不可能在近期中解決的。第一，貿易不平衡是兩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美國作為投資國和中國作為引資國，美國作為消費國和中國作為生產國必然會導致這種不平衡。第二，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關，中國政府已經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任重道遠。第三，單個產品的貿易摩擦是國際貿易中的常態，但在總量不平衡、中美結構調整加速的情況下就變得更加敏感。

　　正是由于這些矛盾與問題，對話是必要的，溝通平臺具有積極意義。上述分析表明，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的這些矛盾是長期的，有兩國經濟結構的基礎性的原因，近期無法改變。但是戰略經濟對話卻發揮了一個積極的作用，就是緩解矛盾的作用。從對話以來雙方的共識來看，對于上述三個方面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進展。第一，關于長期貿易不平衡，美國就有學者指出，兩國都需要通過宏觀調整來緩解，即解決美國儲蓄率過低而中國儲蓄率過高的問題；貿易不平衡是國內不平衡的表現。當然筆者仍然認為，在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引資與制造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這一格局是不會改變的，因為中國的制造地位必然導致其雙順差格局。第二，美國也看到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已經做的努力，中國社會對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逐步提高。可以相信，隨著收入的迅速提高，人們對軟件和影視產品的侵權會減少；隨著中國自身創新能力的增強，對技術的侵權也會減少。第三，對于雙方經濟貿易摩擦的個案，應當按照WTO規則和雙方更高的開放來解決，對話是一個重要的平臺。第四，人民幣匯率問題。要求人民幣升值成為美國要求的戰略經濟對話的主題。但是對中國來說，匯率形成機制已經改革，穩定中國經濟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美國。對話應當可以推動這方面的共識。

　　戰略對話不是市場談判

　　值得中國關注的是，這一戰略經濟對話中包含著的市場準入談判。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即美國方面提出了大量關于中國市場開放的要求。于是我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對話究竟是戰略合作協商還是市場開放談判？應當承認，任何一個具體部門的開放并不構成戰略意義，而且美國對每次對話所關注的恰恰是具體部門的開放。

　　首次對話明顯偏向于中國的市場開放。會前保爾森強調的是中美貿易平衡、中國市場開放，以及能源和環保等問題。保爾森提出，美國最關心的仍然是如何在貿易平衡、市場開放及鼓勵投資、環境保護、能源效率等方面，爭取中方更多讓步和支持，從而讓中國經濟增長更多惠及美國。對話后雙方承諾采取積極措施加強世界貿易組織，包括通過多哈回合談判的成功完成，并為此目的加強雙邊關系。雙方同意在中國設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代表處，中國將加入“未來發電計劃”政府指導委員會，美方支持中國加入泛美開發銀行。雙方締結促進美對華出口的融資便利協定。雙方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啟動雙邊航空服務談判。雙方還承諾在中美商貿聯委會框架下加強在高科技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市場經濟地位、結構性問題方面正在進行的工作。當然，在首次戰略對話中美國注意到中國的國內發展問題，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首次對話的主題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在這一主題下包括城鄉均衡發展、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促進貿易和投資、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5個專題、11個分議題，體現了美國對中國加深認識的意愿。首次對話最大的價值和意義在于，美方政經界主流開始以更平和的姿態，更全面地評估中國現實和未來發展。

　　第二次戰略對話同樣使美國得到了一系列的中國開放成果：2007年5月起，由208家企業369人組成中國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在美國24個州的25個城市共簽署了采購、投資合同或協議138個，總金額達到326億美元。對話的聯合聲明指出，中國承諾的金融開放，涉及QFII的額度增加到300億美元；放開成立合資券商的限制；就外資財險公司分支機構轉為子公司一事作出決定等。在航空運輸方面，兩國同意今年將加開一條中美新航線，并且美國往返中美之間的航班在2012年前從10班增加到23班。在貿易方面，中美進出口銀行將對總額在2000萬美元以上的美國對華出口項目提供融資等。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兩國海關簽署了《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合作的備忘錄》。在旅游方面，發表了兩國政府關于旅行和旅游的公告聯合聲明，將就便利中國旅游團隊赴美旅游事宜展開正式磋商。在能源環境方面，延續和推進部分已經開展的項目，兩國增加交流并減少環境保護技術和服務的成本。

　　應當指出，中國要堅持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入世過渡期結束后，中國的市場開放不是結束了，而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未開放領域的逐步開放仍然是一個主題。中國對市場開放的態度應當是既積極擴大開放，又掌握開放的主動權。把握開放的進程是中國的一個基本經驗，開放中需要掌握主動權、控制權，要著重于防范國際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市場的潛力是中國的一張王牌，中國的戰略策略是繼續用好這張牌，以最大限度有利于自身改革發展的要求實現開放。因此，在對于對話的態度上，中國需要擺脫來自美國少數利益集團的壓力，使對話真正集中在兩國關系和國際重大事務的戰略層面上，防止對話成為“后入世”談判平臺。還需要指出，市場準入也并非一定就與中國的戰略利益不相符合。中國通過開放實現了發展，開放成為發展和改革的動力，特別是一些國家壟斷部門在開放中被打破，引進了競爭，得到更好的發展，這也是中國的戰略利益所在。

　　美國國會的一部分人總是對中國的經濟政策不滿，相對而言，行政當局更加務實一些。國會議員代表利益集團，而行政當局需要在現實中求平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經濟政治的平衡，對內對外的平衡等。國會更多反映利益集團的訴求，要使對話成為市場準入談判，而政府相對更多關注戰略層面問題，希望得到中國的全面合作。美國政府緩解來自國會壓力的途徑之一，仍然是對話。要使美國國會議員對中國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發展現實和困難的了解，以減少與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方面的壓力。要使美國國會認識到，以人民幣匯率低估為由對中國出口商的施加新關稅對中美兩國都將是損害。中國也應當讓美國知道，更多關注中國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就能在技術合作上尋找在中國更多的商業機會。這既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美國與世界的戰略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這應當是對話的應有定位。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國應當承認自己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要證明自己已經取得的進步。在市場準入問題上，中國應當明確告訴美國，不應當過度地把重點放在人民幣匯率上。中國已經形成了市場形成機制，方向是明確的，速度也是快的，近年來貿易順差繼續擴大與投機因素和熱錢相關。應當強調，中國經濟的穩定才是美國的最大利益。中國出口企業壓力仍然大，民工就業問題仍然嚴峻。中國也應當告訴美國，不應期待在每一次對話中都得到一個市場準入的大單子。

　　為了體現對話的意義，下一輪對話可以涉及第二輪對話的實施問題，但重點應是解決貿易摩擦問題。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是戰略性的，是中國制造高速發展的結果，因此解決摩擦具有戰略意義。要從出現的個案上升到雙方到對產品質量問題有更快捷的解決機制，避免個案成為輿論的焦點。

　　從理論與政策上講，美國要求中國國內進行調整及改革以適應更大開放，美國國內產業工作受到中國產品的影響也應當通過美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來解決，從而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事實上，即使中國人民幣升值，中國失去了出口能力，生產轉移越南等其他亞洲國家，美國將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的。中美兩國各自在不同部門中獲得貿易利益，即使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美國也會從投資中獲得利益。所以需要從戰略層面上承認貿易順差的合理性，而不是以此為依據對中國施加壓力。消費率低是中國出口順差的原因，同樣消費率高是美國逆差的原因。所以兩國都應當進行調整。

　　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

　　我們需要從更高層次上認識對話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對話平臺是一個讓世界認識到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必要機制。中國的崛起是當代世界的大事。世界歷史證明，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改變當時的世界格局，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中國主張和平崛起，走和平發展道路，就必須解決自己崛起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與現行格局的矛盾與摩擦，其中解決與美國的矛盾摩擦具有首要地位。可以說，對話被定格在“戰略”性上，正是這一點決定的。處理好自身崛起中與美國的矛盾與摩擦，是中國崛起中的最關鍵問題。如果兩國相對抗，那么美國就可能成為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如果兩國相合作，美國就可能成為中國崛起的最大機遇，因為美國期待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2005年中國確立了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方針，這既是中國為自身發展維護外部穩定環境的需要，也是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的體現。

　　需要關注美國對中國的重視與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對中國的重視是近年來世界范圍“中國因素”迅速上升的一個縮影，美國在繼續發展世界作用中，必然要與中國合作。從美國重視中國這一點上，中國需要進一步思考自身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從美國對中國的重視中，中國有理由也有必要認識自己的力量所在和發展所需。以經濟規模為基礎，發展自身的軟實力，在國際格局中準確找到自己的定位，是中國的重大戰略主題。

　　中國應當利用對話平臺突破中國發展的難題。今天中國發展的最大主題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既是中國走科學發展道路，突破發展瓶頸，走上新的更高階段的要求，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壓力。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一方面成果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新發展道路的認同，以及在技術上與中國合作的承諾。中國應當充分利用好這一機遇。

　　和諧世界理念與中美戰略對話機制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中國積極倡導對話，是和諧世界理念的表現。對話比對抗好。中美兩國倡導的這種以對話方式解決雙邊重大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機制，是和諧世界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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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