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去整整10年了，有關這場風暴的討論會開了很多，然而，人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至少是在10年以后，人們還看不到另一場金融風暴的影子，而次按信貸危機還在歐美市場肆虐，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復興的東亞經濟體。

　　一體化 規模經濟 積聚效應

　　——東亞經濟靚麗的三大法寶

　　200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去整整10年了，有關這場風暴的討論會開了很多，然而，人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至少是在10年以后，人們還看不到另一場金融風暴的影子，而次按信貸危機還在歐美市場肆虐，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復興的東亞經濟體。

　　1998年之后東亞地區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非常強勁：國內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長率超過了9%，200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以現行

匯率計算達到了4萬億美元。

　　出口不斷增長，占到全球總額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超過2萬億美元，東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貿易區。東亞地區還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外匯儲備接近1.6萬億美元。資本市場持續發展，國內金融部門的資產達到了9.6萬美元。與1998年相比，該地區貧困人口減少了3億人(以人均每天消費不低于2美元為標準衡量)。中產階級在經濟事務中開始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整個地區都在推進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改革，并且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2005年，東亞的經濟規模將重新占到全球經濟的40%。

　　東亞進入經濟復興時代

　　在10年前，人們看到了亞洲“四小龍”的倒下，許多人都預言這場危機暴露出的結構性缺陷(如腐敗、任人唯親以及裙帶關系)必然導致這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停滯，就像20世紀80年代中期拉美國家債務危機之后出現的情形一樣。

　　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似乎很難長久維持，但是為什么東亞地區有這么多國家都獲得了成功(除了朝鮮和緬甸之外)呢？鑒于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很難用所謂“共同的經濟特征”作出全面解釋。東亞的新興市場國家既包括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也包括僅有250萬人口的蒙古。人均收入從不到400美元的老撾，到人均收入達到24000美元的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經濟體，而越南卻是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是否有所謂的“東亞獨有特征”導致了該地區經濟的長期增長呢？

　　已經有大量的文獻試圖去回答上述問題。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一書。該書給出的大致結論是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夠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它們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對了”。“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干預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本書最后總結到，愿意進行實驗并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來調整政策是東亞國家取得經濟奇跡的一個關鍵因素。

　　一體化進程

　　很顯然，2006年東亞地區的經濟圖景完全不同于90年代。現在，東亞地區更加富有，市場規模更大，個人財富更多，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生產、貿易和金融—轉向了中國和東北亞。東亞的地區化進程通過兩國或多國間的經濟貿易協定獲得了快速發展。

　　在過去的10多年里，一共簽署了24項新的協議，還有超過34項的協議正在協商過程之中。東亞的地區化進程部分起源于1997-1998年的金融和貨幣危機。在那個決定性關頭，許多政策制定者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收益背后所隱藏的風險，或者更寬泛地說，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風險。但推動東亞地區化進程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市場化進程。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同時，正是市場帶動了東亞地區內部貿易、金融和創新的快速發展。

　　已經成功融入全球經濟的東亞國家現在正在努力實現地區一體化，而且東亞的地區一體化進程并沒有排斥全球一體化。從很多方面來看，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還要超過東亞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就單個國家而言，東亞國家吸取了經濟危機的教訓，在繼續參與國際一體化的進程中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就整體而言，這些國家都試圖通過地區一體化來保持其全球競爭力。

　　盡管許多國家減少了貧困并達到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國際一體化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帶來了國內矛盾的激化，如城市貧民聚集、環境惡化、不平等加劇以及更多的腐敗現象。這意味著東亞國家雖然通過全球一體化和地區一體化保持了經濟競爭力，但它們仍然面臨著如何通過社會一體化來保持可持續增長的挑戰，這可以被稱為第三種一體化，即在國內層面要維持凝聚力和社會凝聚力。

　　中產階級不斷壯大

　　在1990年代，東亞國家新興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2萬億美元，現在已經達到了4萬億美元。由于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一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一個必須正視的事實是，東亞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地區，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去尋找成為富裕國家的發展戰略。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收入水平的變化必然意味著增長方式的轉變。研究顯示，有兩種趨勢推動著產業部門增長方式的轉變。從一方面來看，隨著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對產品多樣性的需求就會增加，而且許多產品將在國內生產，這將推動產業部門的多元化發展。從另一方面來看，只有在專業化分工上取得成功，國家才會變得越來越富裕。究竟哪一種趨勢占主導地位，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研究者普遍認為，答案取決于生產中規模經濟相對于消費中對多樣化的喜愛的程度。

　　有研究表明，國家在早期階段進行多樣化生產，即提高附加值以及就業在整個經濟中不斷擴展。拐點出現的具體時間在各個國家都不一樣，但普遍會出現在國家達到中等收入的階段。這時，國家開始進入專業化生產階段，就業進一步擴大。生產中的規模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由此可見，如果中等收入國家想要致富，那么它們就必須在某一時點采取有利于專業化發展的新戰略。

　　如果中等收入國家想要走向繁榮，那么它們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戰略。這一觀點得到了以下現實經驗的佐證：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富裕國家和貧困國家；在二十世紀里世界范圍內并沒有出現經濟趨同的現象。因此，中等收入國家往往會被擠在夾縫之中，一邊是作為競爭對手的低工資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在成熟工業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另一邊是作為創新者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在那些正經歷著迅速技術變化的產業領域中具有巨大優勢。

　　這是東亞國家今天面臨的重大挑戰，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但我們有理由持樂觀態度。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已經成功地完成了轉軌過程，從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邁入了富裕國家的行列，這充分表明，在合適的環境條件下，采取正確的政策，就能夠順利實現這一轉軌過程。從亞洲內部的情況來看，經驗顯示，所謂低收入國家在制造業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富裕國家在知識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現象并沒有那么明顯。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仍然在制造業領域保持優勢，甚至是在相當成熟的產業中也是如此；而中國和印度知識經濟的成功發展經驗則說明，在知識經濟領域，富裕國家也并不是獨家壟斷者。對于中等收入國家而言，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跨越這兩種戰略模式。

　　中國成主導力量

　　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發展奇跡，是東亞地區最主要的經濟體之一，國內生產總值占東亞發展中國家的一半，出口占三分之一。特別是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市場為亞洲國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同時，中國也是一個主要的競爭者。東亞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在重新思考其國家戰略，以便應對中國的經濟增長。

　　中國在東亞復興的故事里占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巨大的國土面積，對大陸經濟的高度開放以及地區化傾向。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4年超過日本成為東亞最大的貿易國。對東亞國家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它們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進口國，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的進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長，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34%，這一比例超過或接近另外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日本(9%)和美國(12%)的三倍。中國從東亞的進口數量超過其進口總額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國，東亞的貿易有一半以上發生在區域內部，一體化水平幾乎與歐盟處在同一水平。

　　多數分析人士認為東亞的地區貿易是市場推動的，而不是地區主義的產物，更準確的說是地區化的副產品，因為東亞是世界上發展最快和最開放的經濟區域。東亞國家是多邊和單邊貿易自由化最有力的推動者，地區貿易協定只是到最近才迅速發展起來。這與該地區貿易和投資方式的變化密切相關，因此，是真實的經濟力量而不是任何政治上的考慮導致東亞走向地區化，更不是亞洲金融危機后對全球化的對抗性反應。

　　東亞地區內部貿易不斷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種零部件從一個國家運到另一個國家，在一個龐大的地區生產網絡進行加工組裝。這個生產網絡最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的廣場協議之后，后來由于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開始采取對外國投資的優惠政策，導致這一生產網絡急速擴大。在1990年代，外資廠商設立的分支機構的出口份額占到中國和東亞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出口總量的30%至90%。現在，日本跨國公司在亞洲的分支機構將其80%以上的產品出口到其他亞洲國家，同時它們從亞洲生產廠商那里進口的產品達到了其進口總量的95%。

　　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緊密聯系成為推動地區主義發展的強大力量。地區內各國之間的協議保證了地區生產網絡不斷擴張所要求的市場開放，同時大大降低了零部件產品自由貿易的關稅。地區貿易協議還努力減少了在外國投資、服務貿易和熟練技術工人流動等方面的障礙(在多邊貿易談判中這些都是很難處理的敏感問題)，這對于地區生產網絡的建立至關重要。因此，地區貿易協議是多邊貿易協議的重要補充。

　　自1990年代以來，東亞的經濟圖景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這一地區的經濟規模巨大，收入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東亞現在比任何時候都要開放，地區貿易發展迅速。與此同時，東亞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在不斷增長。東亞先是加入了全球一體化的進程，現在又在進行地區一體化。中國在東亞的發展進程中占據著中心地位，但是東亞地區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對而言還不成熟，各種特定安排很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傳統理論難以解釋東亞繁榮

　　圍繞著東亞經濟的復蘇，很難用傳統的理論加以解釋，但是通過新國際貿易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可以分別從不同角度做出一定的解釋。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通過放松規模穩定收益假設并強調規模經濟，就能夠用更符合現實的方法來解釋復雜的市場。規模經濟是指當生產規模上升后，生產成本將會下降的一種趨勢(或者是引入新產品后，產品開發成本下降的趨勢)。規模經濟模型建立在新的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基礎之上，這一新的不完全競爭模型即使在存在收益遞增的情況下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對于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新的理論或許有助于它們采取新的增長戰略以應對專業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東亞經濟增長來源于充分利用了專業化和創新所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特別表現在由商品貿易、貨幣流動和觀念傳播推動的國際一體化進程之中。國際一體化導致空間和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對國內一體化、城市化進程和收入分配都將產生重要影響。如果這些問題得到有效管理，那么國際一體化帶來的空間和社會變化不僅能夠通過生產的集聚效應形成更大的規模經濟，而且將為更快的技術信息傳播提供動力。但是，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空間和社會的變化很可能引發規模經濟的負面后果，如擁擠、污染、社會動蕩以及腐敗，這樣就會極大地降低投資與增長的資源潛力。

　　規模經濟在東亞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規模經濟的原因之一是產品市場。產量的增加(行業層面的規模經濟)會帶來效率收益。大生產商能夠降低宣傳、營銷和產品開發等單位產品生產的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規模經濟(公司層面的規模經濟)。當公司相鄰集聚時，它們不僅能夠創造出專業化水平更高的中間產品市場，而且降低了運輸成本(積聚效應)。

　　形成規模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市場。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這是因為他們不僅有機會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訓以適應市場需求，而且他們也更容易了解同類企業的相關信息。

　　不難發現，所有這些因素都在東亞地區發揮著作用。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中國南方小城東莞。在過去25年的時間里，這座城市一直保持著年均25%的增長率，經濟總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規模經濟效應，并且通過采取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新地緣經濟

　　在經濟地理模型中，公司傾向于將生產集中在一個地方，這樣就可以獲得公司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同時，為了減少運輸成本，公司會盡量靠近客戶和供應商。當市場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之后，市場就會將其他公司吸引到同一個集中地，形成“積聚效應”或者是地理結合帶優勢。積聚使新公司更容易進入，競爭更加激烈。但是，積聚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即所謂的“灰塵、犯罪和時間浪費”。由于中心城市污染加重、違法案件上升以及擁擠加劇，因而會促進中小城市的發展和成長。一般而言，城市的數目和功能主要取決于各種很難加以模型化的特有因素。比較清楚的是，港口和交通樞紐往往是城市發展的基礎，一旦確立之后，這些城市會不斷擴大。運輸成本在決定城市規模及特點方面仍然相當重要。

　　新經濟地理學強調了公司集中所產生的經濟積聚效應，以及城市在傳播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規模經濟對于中間產品的生產具有特殊意義，中間產品制造企業愿意和最終產品的生產企業同處一地，這樣就會擴大市場規模，從而吸引更多的公司落戶這一城市。

　　一個國家如果已經擁有大量的制造行業，這意味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潛在進入機會，供應商更愿意落戶到這個國家，這樣，初始優勢就會不斷加強。但模型研究人員發現有些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在不同國家之間無法像在一國之內那樣自由流動，因此，成本結構會促進公司從高工資的地區或國家轉移到低工資的地區或國家。公司的運輸成本越低，它們越不會集中在富裕國家或富裕城市。

　　這是最初解釋東亞地區產地遷移的經濟模型的核心觀點，后來被形象地比喻為飛雁模式。根據這一模型，一個領先的經濟體(日本)開發了新的技術和生產能力，但它會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成熟產業會轉移到相對落后的經濟地區，而領先經濟體則集中發展更為高級和復雜的產業。

　　這一模型曾被用來解釋東亞四小龍(香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發展，它們都逐步獲得了日本60年代的成熟產業。飛雁模式的缺陷之一是它集中強調了產業之間的產地轉移和相互貿易，而沒有解釋產業內部的貿易活動。同時，這一模型也無法解釋為什么有些產業(如服裝和紡織業)向低工資國家轉移的速度很快，而其他產業(如汽車產業)卻相對較慢。這種勞動成本決定論意味著一個經濟體會很自然地沿著事先確定的同一軌跡發展，但這只能產生趕超，而不是取代，因此，其中的政策含義非常有限。

　　貿易與技術

　　東亞地區的貿易結構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同時貿易總量持續擴張。技術水平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和紡織、玩具和體育用品、木制品和紙產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即使中國也是這樣。這些產品目前僅占該地區總出口量的15%。而高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如計算機、辦公設備和通訊設備)增長最為迅速。從整個國際貿易機件類產品的統計數據來看，這些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已經占到東亞地區出口總量的一半以上。

　　有兩個相互關聯的技術發展可以很好地解釋機械產品的貿易變化，它們深刻改變了機械機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和銷售方式：規模經濟和縱向專業化。機械產品的規模經濟存在于行業層面(取決于工程設計)，公司層面(如內部的研發能力)以及經濟層面(城市的積聚效應)。行業工程人員總結認為，產品領域的規模經濟包括科學儀器、電子設備、非電子設備、鋼鐵和藥品。恰恰是在這些產品領域，東亞的出口份額不斷增加。從另一方面看，諸如木制品、鞋類、皮革制品、服裝和

紡織品等產品沒有出現規模經濟的趨勢，這些行業的出口份額正好是在不斷下降。

　　縱向專業化是指將生產分解為不同部件，然后組合為最終產品的潛在趨勢。如果每一個零部件都在成本最低、多樣化和創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專業化廠商進行生產，那么最終產品的成本會降低，同時質量也會提高。如果縱向專業化導致在公司外部進行零部件生產，于是就產生了所謂的“外包”。如果在另外一個國家進行生產，又被稱為“離岸”。為了控制成本，離岸生產要求在供應和貿易關稅方面降低運輸成本。此外，必須保證購買者能夠找到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生產商，這反過來又要求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尋成本。

　　商業模式的變化也促進了離岸生產的發展。以前為了保證有穩定的存貨供應，縱向一體化的公司通常會收購工廠的生產線。現在由豐田公司開創的精細化生產技術充分強調零部件供應商的創新和高質量，并與發達的物流體系聯系起來，從而將存貨成本降到最低。這樣它們就可以在廠商層面、行業層面和經濟層面(積聚效應)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同類制造企業會聚集在一個地方，它們相互補充，共同形成了當地龐大的技術工人儲備。每一家企業自己都進行創新，而且可以在別人創新的基礎上再進行創新。

　　在東亞地區，國家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形成了離岸生產的趨勢。成本優勢(如低工資)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非常關鍵，這包括有利于外資設廠的友好環境、高效的物流體系，可預期的經濟政策(如果對當地投入品征稅，那么就會有低關稅和關稅返還等政策保障)以及發達的服務部門(負責提供零部件運輸和配送)。由于需要有諸多因素的支持，因此，在東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主導整個生產鏈條。每個國家都會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同時又可以參與和分享整個地區增長帶來的各種機會。

　　離岸生產越來越重要之后，中間品貿易的增長速度會超過生產總量的增長速度。貿易根據總產量的凈值來衡量。如果一件產品被運往另外一個國家進入下一個生產環節，然后又被運往第三國完成最后組裝，那么這一產品就會在國際貿易統計中被重復計算好幾次。這正是當前全球化生產的真實情況。從1992年到2003年，零部件全球貿易總額從4000億美元增加到了1萬億美元。用一個相對更廣泛的定義來概括，中間品貿易占到了全球制造業貿易的30%。東亞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零部件貿易的增長速度要比最終產品貿易的增長速度快很多。在規模經濟水平最高的行業里(如電子設備)，零部件貿易現在已經占到該行業出口總額的80%。對東亞五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樣本公司問卷調查顯示，東亞的外包水平要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出40%。

　　如果貿易是由規模經濟驅動的，那么這意味著貿易成本的微小變化可能導致貿易流量發生巨大變化。一些跨國研究認為其彈性系數在2至4之間，這就是說，貿易成本降低1%有可能使貿易總量提高4%。1997-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地區的貿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實際上，自1994年以來，東亞地區的關稅平均降低了50%以上，目前僅占進口價值的5%左右。但在拉丁美洲，由于反對全球化，這一地區同一時期的關稅水平實際上還略有提高。

　　由于大部分東亞國家擁有良好的港口和基礎設施，運輸成本占進口價值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區都要低。當然，運輸成本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上升，這就是為什么生產網絡傾向于集中在某一地區，而不會出現在相距更遠的國家之間。貿易與距離之間的彈性關系表明8000公里將阻隔90%以上在1000公里之內可以觀察到的貿易總量。同樣的彈性關系也適用于其他類型的經濟交往，如持有

股票、外國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例外之一是服務部門的分工貿易，如設計或研究。服務能夠通過全球通訊網絡進行傳輸，距離遠近對價格影響甚微。但是對于產品流動來說，相鄰仍然會帶來收益。

　　當這些因素都發揮作用的時候，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大大增加，而傳統經濟理論對此很難給出合理的解釋。從統計數據來看，中國、香港(中國)、韓國和日本在本地區內的進口總量比許多經濟模型所預測的數量要高出8到10倍。相對于全部貿易而言，零部件產品的進口貿易更多發生在相鄰的國家之間，這一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但是其他的關鍵趨勢仍然有待研究：傳統經濟模型無法解釋地區性因素對貿易的影響，例如中國。從1994年到2004年，中國的進口水平開始大幅提高，由此導致地區貿易出現了驚人的增長。(作者工作單位為北京林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