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麗珠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大勢所趨，任何一個志在發展的國家都無法置身其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是中國積極主動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健康、快速發展的重大步驟。但是，經濟全球化并非一片坦途，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協調影響到世界的穩定和人類的生存。因此，世界各國必須加強合作與協商，共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實現世界經濟的和諧永續發展。日前在京召開的“全球貿易發展論壇暨第六屆世貿組織學術年會”上，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就“在發展中尋求全球貿易平衡”發表主旨演講。本屆年會的主題為“應對全球貿易不平衡：合作與發展”。而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的貿易不平衡與人民幣匯率改革、后世貿時代中國的稅制改革及國際貿易、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與協調等議題成為本屆論壇普遍關注的焦點。

　　□ 擴大內需是解決貿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自從2001年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以來，中國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被廣泛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但是，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不平衡問題進一步顯現。對此，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提出了“在發展中尋求全球貿易平衡”的觀點。

　　龍永圖認為，中國日益擴大的貿易順差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主要是

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互動產生了新的復雜的變化。這種變化帶來了中國國際貿易順差的增長。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首先是擴大內需。目前內需不足主要表現在我國城市中低收入者、廣大農村的農民兄弟收入水平太低，我國的衛生、醫療、教育、環境保護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嚴重滯后。因此，擴大內需，真正使中國的普通百姓富起來，才是解決貿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其次，絕對不能刻意地控制甚至減少出口。為了中國的就業和稅收，只要是不污染環境，不破壞資源的產品，我們還是要努力地擴大出口，這一點要堅定不移。一個市場放棄很容易，而要恢復很難。中國以往的出口量非常大，但利潤率比較低，要花大力氣擴大那些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出口，中國目前已經具備了增加高端產品出口的重要條件，空間非常大。

　　第三，從現在起，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重點應該逐步轉移到怎樣增加進口、改善進口結構上來。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從國際貿易理論來講，國際貿易真正的贏家是進口方。美國之所以長期在國際貿易領域中擁有霸主地位，就是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買主。為了迅速提高產業升級，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我們必須進一步大量購買國外先進技術、專利，這樣才能使我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才能使我國真正在全球競爭中處于優先地位。另外，一個大的進口國不會懼怕貿易摩擦，因為貿易摩擦所導致的貿易保護主義國家，面對一個進口大國是無能為力的。

　　□ 國際貿易失衡與我國匯率政策調整

　　我國從1994年以后一直保持貿易順差，且規模呈上升趨勢。2006年達1770億美元。這種貿易不平衡是內外兩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應采取不同的政策加以解決。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楊圣明認為，中國除對美保持貿易順差外，對其他貿易伙伴總體上還處于貿易逆差的境地。可見，所謂解決中國的貿易不平衡，就是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而這個問題是由于美國對華實施的出口管制政策、武器禁運政策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政策造成的。如果美國取消對華實施的這些歧視性政策，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將迎刃而解。

　　就中國而言：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由人力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催生的人民幣幣值低造成的。如果改“四低”為“四高”政策，中國的貿易順差將立即消失。為此，先解決“三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科學合理利用資源以及治理環境，然后，使人民幣逐步升值，才是平息國內外關于

人民幣匯率和中國貿易順差等問題爭議，促進國際貿易平衡的有效路徑。

　　在實際操作中，楊圣明認為，一定要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置于可控范圍，并堅持匯率問題的自主性和漸進性。首先，要加強外匯市場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做市商制度，進一步改革外匯交易方式，允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詢價自主買賣一定量的外匯，對做市商的報價實施一定的約束，逐步改變中國人民銀行被動買入的局面。同時，應完善基準匯率的生成方式。人民銀行應盡量減少被動入市干預，轉向貨幣操作、掉期業務以及放寬銀行外匯頭寸限制等。其次，積極穩妥推進相關配套改革，進一步釋放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重點是加快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同時適當放寬資本流出管制，力爭實現跨境資本的雙向對稱流動。

　　□ 后世貿時期的稅制改革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實現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而且這一人均GDP翻兩番目標是在優化結構、降低能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提出的。可見，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將更注重優化結構、更多地關注環保。服從于經濟發展目標我國的稅制改革必將提速。

　　在論壇上就稅制改革，專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第一，統一稅制，為市場主體提供全面的國民待遇。需要確立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取向。扶持弱勢產業、弱勢群體和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積極推進企業的自主創新，并鼓勵環保及城鄉統籌發展。與此同時，需要統一城鄉稅制。第二，建立和完善生態稅制和資源稅制，促進可持續發展。調整和完善現行流轉稅、所得稅制度中有關環保的稅收政策，充分體現生態和環保的政策導向。要抓緊研究并盡快開征生態保護稅或環境保護稅。在稅制建設方面，主要是根據國家資源保護的需要，積極拓寬資源稅稅基，逐步擴大資源稅的覆蓋范圍；調整計稅依據，明確資源稅的屬性，提高稅率，充分體現國有資源的價值。第三，改革出口退稅制度，積極推進國際稅收協調。重點在于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既要考慮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又要考慮國內產業的相對優勢和就業需求。出口退稅政策的有效實施不僅可以緩解貿易順差和國際貿易摩擦的壓力，而且能夠為增值稅轉型提供有利條件，并擴大國內就業容納能力。

　　同時，為緩解流動性過剩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應鼓勵國內資本對外直接投資。需要及時調整對外投資稅收政策，減輕投資海外的稅收負擔，降低其投資風險。具體來說，要在避免雙重征稅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國際稅收協調，并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稅收抵免、稅收饒讓、延期納稅政策，等等。

　　□ 我國國際貿易中環境成本轉移問題不容忽視

　　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國際貿易、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與協調問題日漸突出。一些外商投資于污染密集產業、危險廢物的越境轉移已經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危害。同時在國際貿易中還存在一種虛擬形式的污染物轉移，即環境成本轉移。這種虛擬形式的污染物來源于生產和制造工業產品過程中產生和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成為出口這類產品的環境成本和環境負擔。

　　對此，與會專家普遍認為，各工業部門的污染程度不同，產品進出口結構也有很大差異，這使得我國在某些部門存在污染物的凈進口，在另一些部門則為凈出口。化學工業的凈進口幫助中國轉移了最多的污染物，而紡織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凈出口則給中國帶來了最多的污染物負擔和成本。他們建議在出口方面：應盡量利用排污收費、環境稅收、排污許可證交易、押金、環境損害責任保險等經濟手段實現出口產品環境成本的內部化。適當提高出口產品的環境標準，加強我國在高標準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適當控制紡織業等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品的出口規模。同時，政府出臺優惠的財稅政策促進我國產品出口向技術密集型、清潔密集型的商品結構轉變。

　　在進口方面：應大力鼓勵初級產品及塑料橡膠加工業、化學工業等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品的進口，同時加強國內這些行業的環境管理力度，積極推行國際化環境標準。在引進外資的同時，按污染程度設立投資審批制度。另外，應積極引導跨國公司為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服務。應要求跨國公司采取母國的環境標準，提交年度環保報告，幫助其合資經營伙伴提高環境管理水平，等等。

　　本屆年會除了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會外，還特別邀請了聯合國貿發會、八國集團、世界銀行以及來自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等境內外的專家學者。與會者分別就美國貿易逆差的政治經濟分析、多哈回合談判當前面臨的僵局以及未來國際貿易體制的前景、東亞經濟一體化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與穩定以及服務貿易開放與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等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