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省龍 博士

　　積極地推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為國家和社會長遠發展提出的一個同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新的發展模式。深刻地理解這一轉變，對于深入領會十七大的精神實質，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的歷史要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

　　從經濟理論上看，根據追求目標的不同，可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實現更多經濟產出為側重點的單純的經濟增長，其實現方式包括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的外延擴張式的粗放型增長和主要依靠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實現的內涵提高式的集約型增長等兩種增長方式，其核心在于單純地追求和實現國民經濟更快的增長速度和總量的擴張；二是以追求經濟發展質量全面提高為側重點的經濟發展，其內涵不僅包括單純的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與和諧等各個方面。其實質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實現國民經濟更好的發展質量和整體的協調。顯然，作為實現經濟發展的不同的方式類型，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在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上存在著一系列具體的技術差別和本質上的區別。

　　人類經濟發展的一般歷史表明：就經濟發展方式的演進規律而言，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總是沿著從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的經濟發展的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道路演進的；就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選擇而言，任何一個社會實際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階段在根本上制約著其對發展方式的具體選擇。換言之，我們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所有討論只有在遵從上述歷史規律和結合一個社會具體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才是有意義的。

　　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長期以來，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及整體技術水平的限制，我國經濟增長主要通過粗放型增長的方式來實現。為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早在1987年黨即提出要將粗放經營逐步轉變為集約經營。1995年黨更在提出實現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同時，明確提出要實現國民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力求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高投入、低產出，高增長、低效益的狀況。由此，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逐步開始了第一個歷史性轉變：即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

　　然而在我國經濟迄今為止的快速增長過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歷史性制約，原有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以2006年為例，是年我國以占世界總量15﹪的能耗、30﹪鋼材消耗、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以及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巨大代價僅產出了占全球產值總量的5.5﹪國內生產總值。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劇烈變化，又積累了以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一、二、三產業”發展比例不協調、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協調、國際收支不協調和自主創新能力低下，以及收入差距的擴大等為表征的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從理論上可以將這些矛盾和問題區分為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問題和不和諧問題兩個基本類別。其中，前者強調其對我國國民經濟順利發展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后者強調其對我國社會穩定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毫無疑問，兩類矛盾和問題的存在不僅使我們為經濟增長所付的代價日益增大，使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也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了內在的矛盾性結構：就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性而言，資料表明：自2003年以來，一方面，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大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且投資主要集中在

房地產、汽車、化工和建材等少數產業上，投資的“潮涌現象”十分明顯，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最終消費支出比重則從2001年的59﹪下降到2006年的50﹪；同時，自1994年以來，我國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常年“雙盈余”，導致外匯儲備規模劇增，已從1994年的516億美元增至2007年6月底的13326億美元。這不僅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對

人民幣升值的投機，也推動了資產價格的上漲；就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和諧性而言，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至2006年底已達到3.3︰1.這意味著至少在未來的10年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將不可避免地繼續擴大。意味著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發展，我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懸殊較大、且不平等擴大速度較快的國家之一。以居民收入差距為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20年間的升幅達61%，即從1982年的0.28上升至2001年的0.45。從理論上看，這一指標已接近保持社會穩定的“警戒線”。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分化仍在繼續，并呈現出某種趨于兩極化和固定化的發展態勢。在此基礎上，中國社會逐漸在經濟上開始、進而在社會意識和政治要求上相繼進行、并大致完成了重新結構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重新結構化的社會分化過程中，社會利益群體形態由隱變顯，利益需求和獲得途徑逐漸多樣化和復雜化；群體利益沖突由暗變明，利益差距和矛盾不斷趨于明朗化；利益群體的社會影響和作用由小變大，群體意識和利益觀念日益強化。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新的社會結構已基本形成。而近年來中國理論界對所謂階級、階層和利益群體的研究，以及關于所謂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的劃分等等，都只是對這一既存事實的理論反應而已，中國社會因此在結構上已成為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在社會重新結構化的背景下，以利益格局的實質調整為內容的改革的進一步必然導致不同階層之間以利益損益為內容和基礎的矛盾。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這些矛盾有可能趨于尖銳化和沖突化。中國社會在發展上已進入一個有較高風險的發展階段，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系列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從上述兩類矛盾和問題各自的運行機制和發展長遠趨勢，以及其相互影響的關系上看，第一，如無外力干預，其發展有可能導致對改革初衷在某種程度上的違背和改革進程在某種程度上的失控，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本身的波動和不可持續；第二，在當前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和較低通脹率的表象下，上述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可能隱蔽著較大的，且十分現實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

　　由此可以判定：一方面，當前影響我國國民經濟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已從原先單純的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到了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除非有強有力的政策干預，否則上述矛盾的持續和發展將會極大地影響和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只有在宏觀上加強對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才能實現和確保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為此，必須及時地推進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看，積極地推進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進一步轉變已成為在當前我國經濟生活與社會發展中最現實和最迫切的需要。同時，另一方面，近30年的改革和發展也已為實現這一轉變提供了包括經濟體制、市場供求格局、經濟運行環境和物質基礎在內的良好的基礎條件，從而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

　　十六大以來，基于改革的偉大實踐和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新認識，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用以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此相適應，十七大明確提出了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內容的進一步轉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針。其實質在于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即主要通過科技進步和創新，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包括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相協調在內的全面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發展。隨著這一方針的提出和貫徹，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將開始第二次歷史性轉變：即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思路與途徑

　　根據十七大關于轉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針，結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落實和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應繼續和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增加經濟增長方式本身的可持續性。為此必須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節能、減排、降耗和環保的關系，積極推廣和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二是應著力加強對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以提高其自身發展的協調性。為此必須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積極控制固定資本投資，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完善消費政策，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刺激消費發展。必須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努力提高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積極振興第一產業，全面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必須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實施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立創新型國家。必須堅持統籌兼顧，確保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三是應努力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性，以確保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為此必須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社會效益，努力使經濟發展更加有助于社會和諧的實現。必須在經濟發展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積極維護社會公平。必須更加重視教育、衛生和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妥善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人民群眾的資產性收入。必須更加關注和改善民生，積極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問題，努力實現以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共享發展成果為目標的和諧發展。

　　積極地推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我黨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是我國前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看，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標志著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層次的提高，而且標示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我們相信，這一轉變的實現必將有力地推動

中國經濟社會邁向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