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稅制改革應為低收入群體減負

　　記者獨家專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

　　11月5日—7日，由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重慶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第五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論壇》在重慶召開。該論壇的主要論題之一，是“公平稅費負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這是繼去年全國兩會上民建中央提出統一內外稅制的提案后，民建整合各級資源，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稅費負擔情況，再次進行的一次深入探討。而在此之前，民建中央還專門成立了“非公有制企業的稅費負擔狀況及分析”重點課題調查組，并從2007年5月開始，由民建中央副主席陳明德帶隊分赴各地調研。

　　此次調研的結果如何？我國現行的稅收體制還存在哪些問題？11月6日，信報記者電話連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并就此展開對話。

　　非公經濟的現實難題

　　《時代信報》：在公平稅費問題上，民建曾做了很長時間的調查。這次論壇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嗎？

　　成思危：我們在上次換屆之后，在杭州專門召開了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的工作會議，決定每年都召開非公經濟論壇。每次論壇都有自己的主題———上次論壇是以“市場準入問題”作為主題；這次在重慶舉辦的論壇是圍繞“公平稅費”問題展開的。每次論壇，嘉賓演講都圍繞論壇的主題進行。同時，還有“對話”———以前幾屆，都是我與企業家直接對話；這次是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以及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榕明跟企業家對話。

　　《時代信報》：我們注意到，在前幾屆的非公經濟論壇上，民建就市場準入等問題展開討論。那么，這次論壇為什么選擇公平稅費這個問題？

　　成思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很多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每年只圍繞一個問題，希望通過研究提出有價值的觀點和建議。這是長期以來，我們作為參政黨的任務。

　　在前幾屆論壇中，我提到非公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幾個問題：市場準入、公平稅費、法律維權、民營企業家素質地提高等。這次把“公平稅費”作為主題，主要是考慮今年3月16日通過了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將從2008年1月1日起實施，圍繞這個時機，我們確定此次論壇的主題。

　　同時，從去年開始，民建組織出版《中國非公經濟發展年鑒》也是圍繞每年論壇主題進行的。去年，《年鑒》主題是“市場準入”，今年年鑒的主題就是“公平稅費”。

　　政策落實尚需要過程

　　《時代信報》：在近30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歷了從“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的深刻轉變，經歷了從“制度性抑制”到“制度性保障”的轉變。如何理解“制度性抑制”和“制度性保障”這兩種提法？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現狀怎樣？

　　成思危：胡錦濤同志在17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指出：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據稅務登記和有關統計數據，至2005年底，中國非公經濟(含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戶，下同)共計2900多萬戶。其中，非公有制企業(私營企業)430.1萬戶，個體經濟戶2500多萬戶。至2006年底，非公經濟總戶數超過3400萬戶。其中私營企業498.1萬戶，比上年增加68萬戶，增長15.8%。2005年非公經濟上繳的各種稅收收入額占國家稅收收入(國家稅務總局統計口徑)的比重，由2000年的3.3%提高到2005年的8.7%。

　　多年來，非公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在國民經濟中，已經取得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將來怎么發展非公經濟？也是當前所面臨的必須研究的問題。從政策來說，《非公經濟36條》對非公經濟的支持已經非常很明確。但是，政策的落實還需要一個過程。同時，在執行過程中，確實需要解決一些問題。我們論壇也是從這個方面考慮這個問題的。

　　現實存在的觀念歧視

　　《時代信報》：在您看來，對于中國的公平稅費的調查，民建所得到的結果是否反映中國當前的現實？

　　成思危：多年來，民建在參政議政方面，一直有自己的積累。今年確定“公平稅費”為主題后，我們發現，要分析非公有制企業稅收的構成全貌，有不少困難。

　　按照目前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統計口徑進行的統計：一是有非公有制企業稅收的匯總統計，但沒有涵蓋非公有制企業構成中的部分具體指標及統計；二是非公有制企業流轉稅收入統計與國民經濟分行業的非公有制企業統計，還不夠全面。所以，我們調動各個方面的力量，包括民建的專業委員會、各地方組織、會內的會員、企業屆的會員等，在各個方面進行調查。

　　我不敢說調查得到的結果全面、深入，但是從起碼上說，它是一個真實的情況。

　　從我們的調查結果來看，一方面當前經濟體制特別在是稅費上，對非公有制企業有不公平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們要求非公有制企業本身加強管理。

　　《時代信報》：根據您的觀察，解決非公經濟遭遇的“公平稅費”問題，將面臨的制度瓶頸是什么？

　　成思危：這既有觀念的問題，也有政策執行的問題。

　　從觀念上來說，非公經濟企業總讓人覺得不太正規。這是多年來我國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造成的影響，多年來這一觀念雖有所改變，但是畢竟還是存在。另一方面，政府對非公經濟不放心的現象依然存在。比如在貸款的責任問題上，將公有企業與非公有企業相比較———若當雙方都賠了后，所追究的責任，公有制企業沒有非公有制經濟責任大。這就會造成，非公有制經濟和銀行間的私下交易多一些。

　　從政策的落實來看，平等對待非公企業與國有企業，雖然很多政策內容在《36條》已經明確，但各級政府對政策的理解和執行政策，需要過程。同時，這也涉及到政府職能的轉變，也就是政府職能向服務性政府的轉變。當前，政府仍舊是管得多，服務少。政府職能轉變后，應該對各種經濟企業一視同仁。

　　稅改應有制度創新

　　《時代信報》：在您看來，中國稅務制度改革，應該依據怎樣的路徑展開？

　　成思危：這是個復雜的問題。要規范的話，“費”應該變成“稅”，稅基、稅種、稅率等方面，都要有一個合理的安排。從當前的局勢來看，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正在研究怎么合理配置這方面的問題。

　　我認為，稅務改革應該一方面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另一方面，要能夠做到公平合理的負擔。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應該做到減負。比如：中國農業稅取消，減輕了7億農民的負擔，已取得很好的效果。這也是稅制改革的一個方向。

　　剛才我說到的合理的稅基、稅率問題，可根據收入不同，減少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對高收入人群可以實行累進稅制的辦法。

　　《時代信報》：長久以來，稅費高企被視為影響中國創業的核心。您如何看待中國“創業難”的問題？

　　成思危：作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必須有創新型人才，必須鼓勵創新性人才創業。我所謂創業，并不是指一般的做小買賣，而是科技型的創新人才，把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成產品，轉化成為生產力，這就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中共在“十六大”就提出了“鼓勵創業”的口號，所以我認為國家的支持力度會越來越大。

　　國家已經實行了一些政策，比如說：從政策上支持中小企業的貸款；對非公經濟企業稅收方面實行的優惠等等。

　　從美國經驗來看，有一套值得借鑒的模式，并有專門部門在負責這個事情。創業者在有想法以后，一旦該想法經過評審，政府會給予資金獎勵。除此之外，創業者還可以享受優惠貸款。這是我國值得研究的。

　　另一方面，創業本身不僅需要政策環境，還需要創業者自身的素質和堅持不懈的精神，這兩個方面需要結合起來。

　　從國家鼓勵政策方面，還有繼續發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創業者自身堅韌不拔、不怕失敗、頑強拼搏的精神。現實中，成功的創業者都是這樣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