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慶方

　　國際市場油價從1999年起一路攀升，名義油價已從1998年的12.72美元/桶上漲到2006年的65.14美元/桶，上漲了52.42美元/桶，增長了4倍多(BP，2007)。目前，國際油價已經逼近100美元大關。此輪國際油價上漲時間之長、漲幅之大以及價格水平之高，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而我國自從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石油供給越來越依賴于國際資源，石油進口規模不斷增大，2006年我國石油消費進口依存度高達48.17%，許多機構預測中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到2020年將可能達到60%。在此背景下，我國石油供應安全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焦點問題，特別是公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關于國際市場石油價格對國家石油安全的重要程度，專家和公眾對國際市場高油價影響我國石油安全的認識和反應存在明顯的分歧。在公眾領域特別是在公眾媒體中，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之所以引起重視，很可能是由于石油與人們(特別是中上收入階層)日常生活相關，將高油價與石油安全聯系在一起能夠牽動人們更多的神經，具有更多的新聞價值。而專家或學術領域對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影響我國石油安全持相對低調的態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內在的客觀原因，因為

國際油價的正常上升并不會對我國石油安全真正構成威脅。

　　但是，由于石油安全關系到國計民生，判斷目前的高油價是否真的對我國石油安全構成威脅不能簡單化和表面化，而需要理性、深入的思考。

　　供應中斷是石油安全的本質規定

　　任何事物都是外延越大，內涵就越空，石油安全也不例外。石油供應安全作為一個科學范疇應該有它的嚴謹準確的內涵，抓住一、兩個非本質的、不能嚴格區分的表象，不利于制訂正確的政策。因此，正確評估我國石油安全的前提是明確其內涵。　

　　從石油供應安全的內涵來看，石油供應安全有著明確的標準。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許多機構給石油安全所下的定義中得到答案。國際能源機構對石油安全的定義是：“石油安全是保證在成員國內達到最高級別的可持續發展、最廣泛的就業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同時不斷保持財政穩定性，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的石油安全保障”。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構建中國資源安全體系》中提出，所謂資源安全就是保障人類生存與發展中自然要素(包括物質、能源、過程)的穩定、持續、及時與足量的供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中國能源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一書中認為，所謂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數量與價格上能滿足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需要的石油供應。所謂石油不安全主要體現在石油供應暫時突然中斷或短缺、價格暴漲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損害，其損害程度主要取決于經濟對石油的依賴程度、油價波動的幅度以及應變能力。國土資源部在《石油安全評價體系初步研究》一書中對石油安全的界定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及時、足量、經濟地獲取石油供應，以保障經濟社會平穩、健康運行和持續、協調發展的能力。從上述石油安全有關定義可以看出，石油供應安全包括供應中斷和價格暴漲兩個方面。但如果仔細考察現實生活中兩個層面對石油供應安全的影響，就不難發現供應中斷才是石油供應安全的本質。

　　1.石油供應中斷會嚴重影響到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 　　

　　石油供應的嚴重中斷是一種非常態，具有短期性、臨時性特征。盡管石油供應的中斷時間往往相對較短，但破壞力卻很強。石油供應中斷往往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規模大、勢頭猛、可控性差，使大量消費石油和進口石油的國家在短時間內難以采取有效的對策，調整的空間也比較小，因而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受到嚴重干擾。更重要的是，石油供應中斷還會誘發石油價格在短時間內暴漲。歷史上發生的幾次所謂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基本上都是石油供應中斷誘發的。

　　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中，全球石油供給每天大約減少500萬桶，國際石油名義價格從1973年的3.29美元/桶飆升到1974年的11.58美元/桶，價格暴漲了252%。OECD國家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60-1973年平均5%的黃金期，急劇下滑到1974年的0.5%、1975年的-0.3%，1975年失業人口達到1740萬、貿易赤字超過250億美元。在緊隨其后的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中，全球石油供給下降了10%，油價在短時間內迅速從每桶12美元攀升至36美元。OECD國家經濟增長率從1979年的3.2%下降到1980年的1.2%，又在1982年進一步下降到-0.3%，失業人數在1982年達到3010萬人，并形成1979年-1982年的連續貿易赤字，4年累計赤字1420億美元的赤字。1990年海灣戰爭導致油價在3個月時間內從每桶14美元飆升至40美元，戰事結束又迅速回落至18美元。因此，石油供應中斷從數量和價格兩個方面嚴重干擾社會經濟正常運行，危及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盡管我國并沒有真正經歷過石油供給中斷，但有研究表明石油供應中斷將導致我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下降3.5%—4.0%。如果考慮到我國工業化進程加快，石油需求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石油供給嚴重中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2.市場因素共同作用的高油價盡管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更多地表現為商業風險　　

　　目前的國際市場油價持續走高基本上是由國際石油市場供需因素決定的，具有一定的內生性，市場比較理性、市場秩序沒有打亂，價格信號也沒有扭曲，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并沒有削弱。因此，盡管由市場供需基本面決定的高油價可能會提高石油使用部門的用油成本，但由于其可預測、漸變性，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穩運行卻不見得有多大的影響，不會真正危及到我國石油供應安全。

　　目前，與國際石油價格持續高漲相對應的卻是世界經濟相對快速的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從1999年到2006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4.3%，在國際油價高漲的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5.3%、4.9%和5.1%。此輪國際油價上漲之所以沒有對世界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輪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基本屬于正常的價格波動，是一種常態。隨著世界經濟從東亞金融危機中復蘇，經濟增長加速、石油需求加大，誘使國際石油價格高漲。對我國來說，根據中科院的一項分析，相對于國際原油價格上漲5%、10%、20%、40%、50%、100%，我國實際GDP總量與基態相比僅分別減少0.029%、0.053%、0.088%、0.126%、0.137%、0.159%。因此，此輪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總體上并不大，基本上沒有構成石油供應安全層面的威脅。

　　高油價穩固了世界石油供應

　　目前的國際市場高油價降低了世界石油供應中斷的概率，強化而不是弱化了石油供應能力。從歷史上看，幾次產生重要影響的石油供應中斷基本上不是來自于“天災”，而主要是來自于“人禍”。在目前高油價背景下，石油出口國策略性減少石油供應或以減少石油供應作為“政治武器”越來越缺乏市場基礎。　

　　從歷史上看，前兩次石油危機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之所以造成嚴重的后果，不是由于石油供應中斷的程度有多大，而在于其先前的低油價使許多石油消費大國形成了石油依賴，但卻沒有形成有效防范機制。1961年-1970年是“石油天堂”時期，國際石油名義價格連續10年保持在1.8美元/桶的低水平，刺激世界石油消費量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期快速增長，從1965年的31.24百萬桶/天急劇上升到1973年的56.33百萬桶/天，8年提高了25.1百萬桶，增幅高達80.3%，平均年增長率高達7.65%。許多國家在此時期形成了石油依賴，由于產業過于依賴石油，又在低油價情況下缺乏應對石油供應臨時中斷的準備，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當前，許多國家在前幾次的石油危機中已經總結出經驗教訓，應對石油供應中斷的反應機制比較健全。短期而言，主要石油消費和進口國的石油庫存在逐年增加。除了2002年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降導致石油庫存減少外，從2000年到2006年，世界石油產量都大于消費量，僅這7年的累計庫存增加量就達到1.96億噸，可以滿足2006年消費水平18天。長期來看，在高油價階段，石油凈進口國面臨著高油價壓力，必然會采取各種措施節約石油、替代石油，以減少石油依賴。這些措施都提高了石油凈進口國的短期和長期需求彈性，供給中斷的沖擊不會造成國際油價過高程度的暴漲，持續的時間也很難長久。　

　　從石油出口國的利益角度看，由于國際油價已經處于高價位，不僅減少石油供應的機會成本比較高，而且由于在高價位下石油需求彈性比較大，石油供應中斷還會減少石油出口國的收入。因此，石油出口國通過減少石油供給來達到其某種利益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因此，在目前高油價背景下出現石油供應中斷、石油不可獲得的概率實際上是非常微小的，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石油供應中斷危機，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不會太大。如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國際油價飛漲，3個月的時間內從每桶14美元突破到了40美元，但這次油價高漲持續時間并不長，與前兩次石油危機相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要小得多。　

　　我國石油供應安全在高油價背景下得到進一步加強

　　國際市場高油價引起許多人對我國石油供應安全的擔心。其實，這種擔心沒有太大的必要。國際市場高油價不僅大大減少了世界石油供給中斷的可能性，由于目前的世界石油市場結構變化對提高我國利用世界石油資源的空間和選擇余地都非常有利，所以專門針對我國的石油供應中斷發生的可能性更是非常小。

　　自從石油成為一種國際性商品以來，世界石油市場結構一直在不斷演變，1987年以來，形成了壟斷性競爭市場結構，而伴隨著壟斷性競爭市場結構的是世界石油市場的一體化。因此，過多地注意目前石油進口的地區分布或國家來源有一定的誤導性。實際上，主要石油進口國要依賴于全球石油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可用的資源正由一些全球化運營程度不盡相同的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分配，這些公司根據煉油能力以及油品市場需求的具體分布，按照最小化運輸成本和最大化原油價值的原則，進行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全球化分配，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假設中東(主要供應亞洲)、俄羅斯(主要供應歐洲)、墨西哥或委內瑞拉(幾乎全部供應美國)發生石油供應中斷，除了短期的調整時期以外，這些供應中斷都會對主要消費地區產生聯動的影響。預計在未來20年內這種模式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世界石油市場格局的這種變化意味著我國石油供應安全必須從全球市場角度進行考慮，其供給是相對多元化的。考慮到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需求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任何石油供應國都不會放棄這個巨大的現實和潛在市場。如果某個國家不對中國出口石油，就會有其他競爭對手填補這個空缺。只要中國愿意按照市場價格進口，世界市場將能夠提供中國所需要的石油。因此，在高油價背景下我國石油供應安全不僅沒有削弱，還得到進一步加強。

　　結論和政策建議

　　由于石油供應中斷是石油供應安全的本質問題，高油價強化而不是弱化了世界石油供應能力，在石油市場全球一體化和多元化背景下，我國獲取國外石油供應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也在增加。因此，目前由市場基本力量內生決定的高油價更多的表現為商業風險，而不是石油供應安全問題。認識目前的高油價商業風險性質，有助于我們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

　　1.大膽利用國外石油資源　

　　我們對待國際市場油價高漲對我國石油供應安全的影響，既不能掉以輕心、疏忽大意，但也不能“如臨大敵”，更不能“因噎廢食”，必須堅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堅持充分利用國外石油資源。與小概率的供應中斷相比，相對豐富便宜的國外石油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要比它帶來的風險高出許多倍。

　　2.提高我國獲取國外石油資源的能力

　　獲取國外石油資源的能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提高石油貿易能力，通過體制改革、技能培訓和市場主體培育，降低進口石油成本和風險，盡量避免高買低賣；二是獲取國外“份額油”的能力、加大合同油的供應水平。 　

　　3.謹慎動用國家公共資源　　

　　石油供應安全屬于國家基本利益，具有公共物品性質。在公共財政體制下，應對國家石油供應安全需要動用政府的力量，由于目前的高油價更多的是商業風險，政府盡管需要加強保障石油安全相關制度如預警機制、反應能力和短期社會動員能力等方面的建設和完善，需要穩步增加我國戰略石油儲備庫的石油儲備。但國家的公共資源不能輕易動用，最好只起到威懾作用，備而不用、引而不發。界定好目前高油價對我國石油供應安全影響的性質，不僅符合公平原則也減少了市場扭曲，提高了石油資源配置效率。 　

　　4.完善市場對石油資源的配置能力　　　　

　　盡管高油價強化而不是弱化了我國石油供應安全，但代價還是比較高的，需要認真對待。從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相匹配的角度看，目前的高油價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市場問題，也是一個長期問題，不能輕易動用公共資源和短期措施，而應該通過完善市場對石油資源的配置作用，提高價格信號調節石油供給和需求的能力。　

　　5.強化煉油投資和技術進步，提高煉油能力

　　從石油供應安全角度看，煉油能力構成了我國石油供應的一個重要環節。國際市場高油價對我國煉油能力的影響非常大，會抑制煉油投資、弱化煉油能力，容易形成煉油在石油產業鏈的瓶頸，提高石油供應中斷的危險。因此，煉油能力不能輕易受高油價的影響，反而通過高油價刺激煉油技術進步和結構的優化。　

　　6.切實落實各項節油、替油措施，降低石油需求增長，提高需求價格彈性

　　石油問題既在石油之中又在石油之外，需要全社會的力量來參與。石油節約包括石油生產環節的節約和石油使用環節的節約，但更重要的是石油使用環節的節約；石油替代努力主要包括煤炭液化、發展生物質能、發展

燃料電池技術和石油化工原料的替代等措施。通過石油節約和替代還可以提高價格彈性，提高我國在國際石油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