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總裁拉托與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左)在世界銀行年會上 本報傳真圖為期三天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年會22日在華盛頓閉幕。在美國次貸危機席卷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背景下，本次年會更多將關注焦點放在了信貸和金融市場動蕩以及由此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上。不過，IMF總裁拉托在總結發言中指出，全球經濟增長并未出現“拐點”，在新興經濟體的帶動下，世界經濟仍將繼續增長勢頭。

　　⊙本報記者 朱周良

　　次貸危機 美歐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放緩

　　對于席卷西方世界的次貸危機，出席本次年會的各國代表的共識是，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因此減緩，但美國經濟還不至于發生衰退。而在幾個月前，包括IMF在內的國際機構似乎還對次貸危機可能帶來的后果偏向樂觀。

　　在22日年會閉幕式上，即將離任的IMF總裁拉托強調，與去年世界經濟充滿機會的形勢不同，現在世界經濟正處于“不確定性狀態”。

　　在總結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時，拉托提出了以下幾點：首先，要設法提高信用市場透明度，以防止新的結構性信用工具的風險狀況缺乏透明度和披露不夠，混淆了投資人的視聽；其次，監管機構和評信機構在評估銀行穩健性和資本時應更為注意表外風險的暴露程度；第三，銀行越來越依賴證券市場融資，這使得銀行業對流動性風險異常脆弱，監管機構必須對此充分考慮；此外，在抵押貸款等特定的市場領域，消費者的教育和保護必須得到加強。

　　新興市場 中印俄撐起全球經濟半邊天

　　相比對西方經濟前景的一片嘆聲，本次IMF和世行年會期間，新興經濟體無疑是最大的亮點。與會者愈加強烈地意識到，以中印俄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正在日益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強大引擎。

　　“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全球經濟是否已達到一個拐點。”拉托在22日這樣總結說，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全球經濟將繼續增長，但增長速度將低于過去兩年的水平。而在新形勢下，新興經濟體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穩定因素甚至是中流砥柱，“這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拉托感言。

　　美國財長保爾森也在本次年會上指出，全球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健性日益有賴于新興經濟體的表現。

　　在IMF上周的最新展望報告中，該組織明確指出，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力。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有效地緩解了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經濟表現欠佳對世界經濟增長造成的沖擊。事實上，在7月份的報告中，IMF就已注意到，過去一年中，全球經濟增長有一半來自三個國家：中國、印度及俄羅斯。該組織預計，在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望分別達11.5%和10.0%，印度則可能為8.9%和8.4%，俄羅斯經濟也可望分別增長7.0%和6.5%。

　　機構改革 未達成協議仍是“馬拉松”

　　世行和IMF的機構改革問題，也是本次會議的重頭戲之一，但最終大會卻并未就機構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投票權問題達成協議。在去年的新加坡年會上，IMF曾宣布象征性提高中國等四個國家的份額。

　　本周的會議期間，美國財長保爾森再次強調，新興市場作為一個整體，其增長速度為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并且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所占的份額也在上升。這樣的現狀，應當在國際金融和經濟機構的工作重心和治理結構中均得以反映，新興市場在IMF中獲得更大份額的代表權也是公平的。

　　在總結發言中，拉托表示，目前開展的份額和代表權改革“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他承認，過去一年中IMF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績沒有2006年新加坡年會決議中的成就那么顯著。

　　拉托同時透露，關于新的份額公式的關鍵內容，尤其是關于在修訂份額公式中加入使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的必要性，各成員國的看法漸趨一致。同時，各方已就需要增加整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票數達成共識。他表示，IMF將在本周末商定，增資總規模約為10%左右，并確定將基本票至少增加一倍，以維護低收入國家的地位。

　　-新聞觀察

　　盯住人民幣只是“舍本逐末”

　　⊙本報記者 朱周良

　　盡管連IMF總裁拉托本人也在總結發言中承認，“各主要經濟體需認識到，僅靠匯率變動是無法糾正全球失衡問題的”。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西方人士和媒體趁著此次G7及IMF年會召開之際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

　　在今年6月，IMF在擁有大量投票權的少數發達國家和基金組織管理層推動下通過了新的匯率監督決定，這也是該組織30年來首次對其匯率監督政策框架作出調整。據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葛華勇介紹，與舊的政策文件相比，新決定更加突出對成員國匯率政策的監督，針對匯率水平變動因素的指標更加具體。如新決定中引入了“匯率根本性失衡”的概念和“大規模、長期的經常賬戶赤字或盈余”等指標，都是為此服務的。

　　對此，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已表明確實持保留態度。而出席本次IMF和世行年會的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則明確指出，中國主張IMF應該堅持以共識為基礎通過重大決議的傳統，該組織對匯率監督和關注的重點應該是成員國匯率體制與中期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而不是匯率水平。

　　李勇表示，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世界銀行和IMF應繼續在全球減貧和促進發展事業中發揮積極作用。當前，貧富國家差距拉大，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石油價格高企，世界主要幣種匯率不穩定，預期高通脹率的壓力趨增，等等，都是亟待解決的課題。專家指出，在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諸多風險的緊要關頭，類似G7、IMF和世行這樣的國際組織應該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是屈于少部分國家的壓力而將矛頭指向人民幣匯率。

　　分析人士指出，退一步說，即便真要關注匯率問題，美元對全球各主要貨幣持續貶值似乎更應該成為討論的話題。英國《金融時報》昨天發表題為《對美元不能“無為而治”》的社論指出，G7財長和IMF在華盛頓開會時沒有對美元施壓，似乎也在意料之中。盡管美國財政部內部也許仍然有人盲目信奉強勁美元，但出口才是美國經濟的亮點，而弱勢美元恰恰給美國出口帶來了新的動能。“國際金融機制的主人們沒有去碰美元，相反，七國集團的財長們選擇了一個更容易的目標，要求人民幣‘加速升值’。”文章這樣表述道。

　　社論同時指出，一旦出現極端的情況，譬如歐元對美元升至1.6甚至1.7美元，并嚴重阻礙歐洲經濟增長，這種“無為而治”的情形恐怕再難以為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