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也許是因為長期的駐外記者經歷，丁一凡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嚴謹”，而是常常在政治、經濟兩個領域間縱橫捭闔，思想的火花在不經意間迸發。在丁一凡的語境里，美國對所謂“民主”的推崇顯然進入了一種偏執的狀態，這甚至影響了美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而在他娓娓道來的世界經濟變化中，人們力圖駕馭經濟活動的種種樂此不疲的努力：從緊縮到放松，從放松又到緊縮……何嘗不是另一種偏執。也許這個世界真的是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美國步入了“民主神化”誤區

　　在和平年代，任何形式的權力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民主化”，只是人們對這些程序產生政權的認同程度不同罷了。

　　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發展使得基督教群體與伊斯蘭教群體之間的“文明沖突”成為當代最突出的社會問題。

　　《中國經營報》：聽說你最近去歐洲搞學術交流及去日本講學時，都談到了民主的問題。西方國家經常在民主問題上指責中國，你為什么要選擇去碰這個題目呢？

　　丁一凡：美國人似乎陷入了一種“神化民主”的誤區，凡事都要以民主為標尺去衡量，民主真的有他們標榜的那么萬能嗎？民主化真能給世界帶來和平嗎？正是帶著這些困惑，我又重讀了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到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希望從中找到答案。

　　美國當政者不遺余力地在世界上推行“民主”，把民主打造成一種“神話”，使人們忽視了民主（即多數投票決定）這種決策方式中存在的一些弱點。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盧梭、孟德斯鳩等思想家就認為，民主制度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制度。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民主與蠱惑人心只有一步之遙。”中文是方塊字，這兩個詞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西方語言里，這兩個詞都是從希臘語轉變過來的，前面的部分是一樣的，都是“人民”之義。因此，孟德斯鳩認為，權力互相制約很重要，任何事物（包括民主）都要有度。還應該說明的是，孟德斯鳩本人并不是個民主制度的鼓吹者。現在有些人把權力制衡與民主劃等號，并因此追溯到孟德斯鳩，那可以說是歷史的誤會。

　　美國在神話民主制度時，還忽視了民主的另一個弱點，就是信息不對稱。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是，西方某些政黨的選舉機器屏蔽某些信息、夸大另外一些信息，選民因為信息不對稱，糊里糊涂地投票，到后來追悔莫及。所以不應該把“多數化”神圣化。

　　在和平年代，任何形式的權力都需要某種形式的“民主化”，只是人們對這些程序產生政權的認同程度不同罷了。美國的政客們到處指責別人的制度不民主，說人民對這些政權產生的程序認同不夠。但最近一些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程序不也是引起了巨大爭議嗎？即使民眾表面上認同某些民主程序，還有所謂“沉默的是大多數”的說法呢。

　　《中國經營報》：歷史上，美國似乎也并不一直是扛著“民主”大旗的？

　　丁一凡：對，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民主”是社會主義陣營打的牌，資本主義陣營當時在這一領域只能打防守牌。我們不妨回想一下，美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支持的那些政權，很多不都是獨裁政權嗎？從蔣介石政權到南朝鮮、伊朗、拉美，當時當政的都是獨裁政權，美國出于利益需要都堅決支持這些獨裁政權，并支持這些獨裁政權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

　　《中國經營報》：目前國內一些學者主張從宗教、社會思潮角度重新認識美國，承認他們的民主傳統，不要動輒拿意識形態去定性美國的外交政策。你對這種研究傾向如何評價？

　　丁一凡：恕我直言，現在不是我們考慮意識形態太多，而是美國考慮意識形態多于我們。我恰恰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為了它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與戰略利益。

　　民主里面也確實有某些美國人信仰的成分在。但總的來說，民主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不總是一種道德信仰。歷史上，美國有幾次大力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經歷，包括動用武力。但每次都能看到美國利用推廣民主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影子。比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美國家大搞民主化，是因為拉美國家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一些國家還不起債，只好“賴賬”。為了向這些國家施加壓力，逼著他們還債，美國就鼓動這些國家的街頭政治運動，用“民主化”來威脅那些敢于不還賬的政權。發動伊拉克戰爭，在中東推廣民主，誰都看得出是為了占領和控制國際能源供給的源頭。美國在俄羅斯的家門口東歐中亞等國家鼓吹民主化，明眼人也看得出是為了進一步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但美國這么做的后果卻很難保證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歷史上，美國曾精心設計了一些戰略，但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比如，他們曾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以抵抗蘇聯，但最后這些運動卻在“9·11”事件中把戰火燒到了美國。同樣，美國在中東推廣民主，結果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選舉中，最反美的哈馬斯上臺了。

　　《中國經營報》：布什政府以反恐、推廣民主的名義發動伊拉克戰爭，在美國國內卻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這種“極端民主化”傾向的土壤是什么？

　　丁一凡：從小的背景來說，“9·11”的恐怖襲擊給美國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陰影，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必須用武力報復這種恐怖行為。美國政府又解釋說，在全球推廣民主可以動搖專政的根基，從而消除支持恐怖主義的力量。一些美國民眾就聽信了這種邏輯。從大的背景來說，全球化使人們（包括美國人）陷入了一種迷茫。人們便很容易去求救于同宗文化，去宗教力量那兒找歸宿。于是，宗教極端化現象出現在很多國家，美國也不例外。主要表現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有一些很激進的基督教牧師們在宣講圣經時，能“巧妙”地把現實和圣經教義放在一起講，例如打伊拉克戰爭之前就妖魔化薩達姆，把他同新約里的惡魔聯系在一起。而因為法德當時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不贊成打伊拉克，有些美國牧師在宣講圣經時，就把這些現象與歐洲的非基督教化聯系起來，大罵歐洲人已經失去了信仰。

　　這種宗教極端化很容易煽情，并導致選民極端化。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勢力和美國政壇的新保守主義勢力互相利用，在選舉時就構成了所謂“多數派”。宗教極端化傾向主要出現在美國中西部一些州，號稱紅州。布什兩次選舉獲勝的票主要來自紅州。

　　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發展使得基督教群體與伊斯蘭教群體之間的“文明沖突”成為當代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文明這支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就很難被人簡單地以敵人或盟友來概括。比如，美國的許多智庫都在探討冷戰后世界的形勢與矛盾，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班子就提出了要組建“民主同盟”的建議，希望能像當年凱南提出的“遏制政策” 指導了美國在冷戰時對外政策一樣，指導美國在冷戰后的對外政策。他們認為，這個同盟的宗旨就是團結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孤立那些獨裁專制政權。然而，他們的這一建議很難給中國定位，因為他們雖然并不把中國看做民主國家，但明顯又想把中國拉進這一民主同盟。那么，他們只好說中國是個負責任的政府，符合民主國家的一些條件。另外一些美國智庫做的展望世界2020年或2030年的報告也很難給中國定位，一般都無法把中國歸到獨裁專制政權一類去，便只好說中國無疑應算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顯然，美國的學者與政策制定者都陷進了一種簡單的兩分法里了，思維上無法擺脫這種定式，就無法找到分析當代世界的鑰匙。

　　公司丑聞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

　　中國要認真預防的是當年日本遇到的困境，即為了保持外貿出口的勢頭，不惜把精力都集中到維持現有的匯率上去，結果犧牲了獨立貨幣政策，最后陷入了泡沫經濟的怪圈。

　　《中國經營報》：8月初集中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仍然余波未了。美聯儲也在9月19日開始降息，招致了輿論界各種評論。你怎么判斷這次危機的走勢？

　　丁一凡：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觸及到了世界經濟的核心——美國金融體系。現在雖然說恐慌已經止住，不至于出現很大的經濟衰退，但它的后果還遠未結束。美聯儲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挽救這次陷入危機的美國金融體系，采取了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動資金。這些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會對世界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包括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這次危機與經濟全球化有關？

　　丁一凡：對，這些問題還得從經濟全球化的源頭講起。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福特制帶來的“紅利”吃得差不多了，勞動生產率下降，原來年均4%~5%的經濟增長率降到了2%甚至零。不少西方國家開始出現滯脹。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西方企業便通過轉移生產來降低成本。所以當上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在美國、英國當選執政后，提倡搞經濟自由化，放松管制，鼓勵生產轉移。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各大洲的發展銀行等國際組織都在鼓吹“出口導向型”經濟。人們認為出口企業能不斷獲得最新技術，可以不斷更新設備。于是參與的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全球化逐漸興旺起來。上世紀90年代，東歐集團的劇變及蘇聯的解體使二戰后建立的兩極世界體系瓦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愈演愈烈。

　　全球化意味著生產、貿易、金融全方位的全球化。其中金融全球化帶來很多問題。比如，出口導向型經濟依靠外來投資與出口貿易，一旦匯率大幅波動，投資者與貿易從事者就無法預計投資、生產與交易的收益，就會影響到整個經濟增長的模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采取了幾項措施：加緊資本管制，讓人民幣的匯率與美元匯率掛鉤，等等。因為中國的貨幣穩定，提供國際貿易的生產設備完善，基礎設施條件良好，中國迅速成為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首選基地，中國的外貿出口也不斷增長。反觀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它們采用了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們達成的“華盛頓共識”里面建議的措施，最主要的是采取了生產資料私有化與金融自由化，結果發展中國家外匯收支一旦有問題，外匯儲備無法應付，就會出現匯率投機，然后出現貨幣危機。接著，金融體系全面危機，生產衰退，原來不錯的工業企業因陷入流動性危機而先后被發達國家企業購買。這種模式像瘟疫一樣在世界各地不斷擴散，從拉美到亞洲再到俄羅斯。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一些發達國家金融投資機構的作用非常明顯。進入21世紀之后，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更謹慎了。可鉆的空子不多，可投機的機會就少了。在這種情況下，搞跨國宏觀投資的人數開始下降。連顯赫一時的索羅斯也把精力投向美國市場，搞美國企業股票的“微觀投資”。這是一個風向標。

　　《中國經營報》：金融投資機構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活動減少，它們的活動又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丁一凡：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批資本開始回流美國市場，也促成了美國股市的“技術泡沫”。然而，是泡沫總會破滅。2001年，納斯達克技術股泡沫破了，加上“9·11”襲擊，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現在看來，其實最重要的原因不是“9·11”，而是技術泡沫破裂造成的。安然出事了，安達信、世通也出事了。公司丑聞其實并不是孤立的，都和宏觀經濟背景有關。在泡沫形成時，所有大公司的資產都膨脹。許多公司的業績不一定是實物經濟的經營所得，而許多是因為企業參與金融市場上的活動而獲得的金融收益。可是，一旦資本市場出現動蕩，宏觀經濟形勢不好，公司資產就會縮水。這些大公司怕業績無法對股東交代，于是就作假。股市說到底是一個投資者信心的問題，如果不是發生了伊拉克戰爭，投資者的注意力被分散的話，恐慌就很難制止。有些人跟我說，當時如果追下去，70%的美國企業可能都有問題。

　　《中國經營報》：美國的股市泡沫破裂與“9·11”恐怖襲擊后，公眾輿論很擔心美國經濟會陷入衰退。然而，美國經濟很快就走出了衰退的陰影。這是為什么呢？

　　丁一凡：“9·11”襲擊后，美國政府用的辦法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雙管齊下。一方面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連續大幅降低利率，用輿論的話說是“打開了貨幣的水龍頭”，向市場釋放出大量的流動性；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在財政上大幅減稅，鼓勵消費與投資。這些措施穩住了市場，使美國經濟避免了衰退，但卻給美國經濟后面的發展及世界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

　　“9·11”之后，投資者不太看好美國的資本市場，資金開始流向房地產市場。一些房地產商與房貸金融機構就開始為購房者的貸款放松條件，比如零首付、放寬還款期限，等等。這些貸款風險高，要求回報的利息也高，所以被稱為次級抵押貸款。但在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的情況下，這些風險巨大的貸款的按揭利率也顯得不高了，許多過去買不起房的美國人也開始貸款購房。從社會效益上講，這對百姓是件好事，但是金融風險巨大，最終釀成了影響全球的次級債危機。

　　《中國經營報》：美歐等發達國家如此放松銀根，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資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呢？

　　丁一凡：大幅放松銀根，“打開貨幣水龍頭”，不是從伯南克開始的，是從格林斯潘救助美國股市開始的，而且他用了幾次，每次都引起了世界市場上的巨大變化。

　　2001年，美國股市泡沫破滅，格林斯潘決定連續下調主導利率，給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最終克服了市場的恐慌，讓股市恢復了平靜。然而，美國的利率連續幾年低于通貨膨脹率，也就是實際負利率，美元在市場上供大于求，致使美元貶值。

　　美元作為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主導貨幣，它的貶值立即引起了凱恩斯說的“貨幣周轉速度”問題。美元的匯率與大宗商品價格之間一直有一種反向關系：當美元匯率下滑時，大宗商品期貨的價格就會上漲；反之，當美元堅挺時，大宗商品的價格就會下跌。這是因為，當美元的利息高，美元堅挺時，投資者喜歡持有美元的貨幣類資產。持有貨幣類資產的人多了，流向商品市場的資金少了，大宗商品的價格就會下跌。反之，當貨幣資產貶值，利息下降時，人們預期通貨膨脹將卷土重來，投資大宗商品期貨的人會增加，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最近幾年，美元連續貶值，大宗商品的價格便一路攀升。石油也是大宗商品類的期貨產品，是最為人們關注的商品。從美元貶值開始后，石油價格便不斷上漲。在沒有出現石油供給危機的情況下，石油價格竟增長了三倍還多。

　　在這一次美國的次級抵押債券危機前，美聯儲連續幾次提高利率，大宗商品期貨的價格就不再攀升，甚至還有下降的趨勢。但危機爆發后，美聯儲降低利率后，大宗商品的價格便再度急速上升，石油的價格一下子就超過了80美元/桶。

　　中國是制成品出口國，卻是石油及大宗原材料的進口國。中國的出口市場是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國制造商實際上沒有什么定價權，即使進口原材料的價格上漲了許多，中國制造商也無法隨意把這部分成本轉嫁到出口產品上。因此，隨著美元的貶值與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企業的利潤在縮水。一般人們都能看到美元貶值對中國造成的兩種損失：中國的外貿交易中許多都是以美元計價的，美元貶值，中國出口企業所得的實際購買力就下降；中國出口換回大量美元，用以購買最為保險的美國國庫券，而美國庫券的利息不斷下跌，幾乎無法彌補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中國的外匯儲備及資產等于都在縮水。

　　《中國經營報》：除了這些損失外，中國經濟還受到什么影響？

　　丁一凡：中國經濟發展周期與美國經濟發展周期不同步，但中國的貨幣政策卻受美聯儲政策的影響很大。比如，格林斯潘大幅下調利率，以刺激美國經濟回升，防止衰退。中國經濟面臨的是高速的增長，不時有經濟過熱的威脅，而由于進口能源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中國經濟也面臨著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迅速大幅提高利率，預防投資過熱與通貨膨脹。然而，中國已有巨大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如果中國再提高利率，使中美之間的利息差擴大，進入中國的“熱錢”會迅速增加。那樣，中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與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都會迅速增長。

　　《中國經營報》：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不利局面？

　　丁一凡：中國現在在想各種辦法利用外匯儲備。傳統方法是購買美國國債，可是現在美國國債利息不過3%~4%，抵消不了熱錢進入中國給我們帶來的損失。熱錢進入中國要結匯，本身換成人民幣就賺錢。如果釋放到市場上，又會引發通貨膨脹，所以要想辦法沖銷掉。央行近來發行票據，就是為了推遲熱錢進入市場的時間，抵消通貨膨脹影響。但發行票據就要付利息，可中央銀行沒什么收入，所以最近成立了中國國家投資公司，希望能擴大外匯投資的渠道與產品，使外匯儲備能生出來足夠利息來支付票據利息。

　　另一方面，“中國制造”必須想辦法提高自己的技術含量，提高質量和檔次，才能夠獲得更好的價格，彌補能源與原材料進口價格上漲造成的損失。

　　中國要認真預防的是當年日本遇到的困境，即為了保持外貿出口的勢頭，不惜把精力都集中到維持現有的匯率上去，結果犧牲了獨立貨幣政策，最后陷入了泡沫經濟的怪圈。中國的存款利息率近來低于通貨膨脹率，許多人把存款拿出來到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上投資，刺激了這兩個市場的價格持續上漲。再加上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很大，海外的資金也以各種名義進入中國市場套利。這些資金支撐著市場，使人們逐漸忘記了泡沫的威脅，似乎牛市一直會維持下去。然而，隨著流動性的過剩，通貨膨脹必然會卷土重來，提高利率是遲早的事。如果將來提高利率戳破了泡沫，人們的抱怨會更大，不如先預防性地調整，防止泡沫無節制地膨脹。

　　丁一凡簡介

　　畢業于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后赴法國學習，獲得法國波爾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做過訪問學者。曾就職于北京外國語學院、新華社與光明日報社，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第六屆理事。

　　人物側記

　　沙龍里的紳士學者

　　假如生活在17世紀的法國，丁一凡一定會成為沙龍里耀眼的明星。這是采訪結束后第一個跳進我腦海的感受。

　　兩個小時的采訪，我們其實只談了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關于民主的反思，一個是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反思。丁一凡對很多問題的回答都超出了我的預想時間，原因很簡單，他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自然而然讓他的回答成了開放式的漫談，有時甚至是非常跳躍的。因此，聽他談話雖然有趣但也緊張，因為稍不留神你就會跟不上。

　　例如，明明是在討論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他會突然援引經濟學上的“信息不對稱理論”來加以說明。再比如，談論時下的次級貸款危機，他會追根溯源到經濟全球化的源頭，進而追溯到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上來談。這中間的邏輯關系，看似松散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則緊密相連。也許因為早年在法國讀的是政治學博士，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又偏重經濟的緣故吧，在丁一凡眼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會隨時被經濟與政治兩個“濾鏡”來“過濾”，有時甚至還有宗教與文化的輔助“濾鏡”。

　　除了英語，丁一凡還精通法語。在法國駐華使館的沙龍活動中，他經常是座上賓。此外，丁一凡家的

客廳也常常成為北京國際問題學者的沙龍舉辦地。一個學者就曾經說過，丁一凡家的客廳讓他想起了上世紀30年代“太太的客廳”（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發起的沙龍活動）。在這些沙龍活動中，一大批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一方面充分發揚了“談論的藝術、聊天的風尚”，同時也碰撞出不少思想的火花。

　　也許正是受了沙龍文化的一些影響，丁一凡除了熱門的國際能源問題、國際金融問題，也會去關注“民主”這樣空泛的話題。而且，因為有法語的優勢，他還直接閱讀了不少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原著。采訪中丁一凡一再強調學者研究問題不能狹隘，不能急功近利，“要多看些東西，這樣才能發現事物背后的東西，那些匆忙得出的結論往往會犯幼稚病。”    中國經營報記者：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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