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蘭 代忘

　　改革從反貧困開始

　　1976年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巨人先后去世，一個時代終結了；這一年，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又一個時代奏響了它的序曲。

　　此時的中國，距離建國已經27年，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工業體系。然而社會各方面都受到相當大的破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改革是唯一的出路。1978年年底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要點，即在于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將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面來。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作為人民意志和黨的主張的統一，改革首先是一項反貧困事業。十七大延續和升華著改革之初就提出的主題：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改革的重要任務。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農民求生存，冒死分田拉開了改革的序幕。據杜潤生回憶，在1978年改革初期，許多人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癥結在體制上，認為主要是經營管理和某些具體政策以及干部作風有問題。然而，中央的大方向是明晰的，改革就是要改變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發揮各個地方、單位、企業的創造性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鄧小平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體制改革的任務。

　　當時對于改革有兩種思路，一是調，二是改。如價格改革，長期的經濟關系不順，商品的價格嚴重背離價值，對此，首先想到要調整，要緩解這種不合理價格體系引起的矛盾。但是，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經濟體制的改革。

　　“商品經濟”與價格改革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展開之后，很快進入到城市和企業，當時并不是真正的企業，只是作為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工廠。因此，城市改革推開以后，首要的目標就是放權讓利，擴大自主權，給企業松綁。這是市場化的開始。盡管改革最初并沒有認識到目標是要搞市場經濟，但是改革本身的邏輯決定了這個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市場導向的。

　　城市改革還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隨著文革的結束，大批插隊的知識青年要返城，但當時城市工業的基本特點是資金密集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返城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網開一面，允許自謀職業。這帶來了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后來的發展。

　　城市改革全面推開以后，1984年中央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最大的突破就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繼而明確為市場經濟。要引入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價格改革就成為一個重點。價格改革當時存在一個矛盾，長期的短缺經濟成為價格改革的障礙。因為，在長期短缺當中，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如果一下放開價格，那么長期被人為壓抑的低價格必然上漲，一漲價，馬上就出現搶購風潮。這就是為什么1988年的價格闖關最后沒能達到預期目的的一個原因。所以，在現實選擇當中，提出了一個很富有創意的思路，就是實行雙軌制，計劃一軌，市場一軌，以這樣一種制度設計解決了當時所面臨的困難。

　　改革啟動了，明確了商品經濟，市場化逐步展開，隨后帶來的就是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一方面是改革的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則是改革必須完成的基本任務，即所有制結構的改革。為解決這個問題，1987年國家有關部門曾組織了一個大型的研究項目，叫“三、五、八規劃”，即在未來三年、五年、八年當中，如何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當時提出的方案包括吳敬璉的市場經濟方案和厲以寧的股份制企業方案。周為民參加的是中央黨校的課題組，并和丁寧寧共同執筆了主報告。這個課題組提出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中心，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實際上也是著眼于所有制結構的改革。

　　保護民眾的財產權利

　　中國的改革應當分為兩個階段，一個興利，一是除弊，1970、1980年代是興利階段，即使人們普遍獲益，以新體制創造的新價值把

　　在改革攻堅階段，要素市場改革是未來的重點，要素市場問題的核心就是民眾財產權力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證，避免行政權侵犯財產權，公權侵犯私權，所以要素市場問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說到底就是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充分尊重、保護人民的財產權力。民生問題是一個突出的難題，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著眼于民權的保障。

　　經過近30年的改革，周為民認為，這時應當防止可能出現的兩種傾向：一種是因為現在面臨很多矛盾，同時由于經濟實力增強，就認為有條件、有必要搞集中壟斷；另一種是在碰到困難時，情不自禁地想去恢復行政控制，背離中央一直強調的改革方向。

　　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要繼續深入下去，必然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也成為現階段和未來改革的重點。

　　(感謝學習時報總編輯、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為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