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學鵬

　　中國經濟增長之強盛，使得國際各大機構趕緊要做的事就是不迭調高GDP增長的預測值。自從央行研究局專題課題組將今年中國GDP增長率調至11.6%(年初其預測值約是10.4%)之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等等都將今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從此前10%左右提高到11.4%。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GDP增長一直都在10%以上。

　　至于中國經濟的質量，國際上更是喝彩之聲大作。在中國的投資回報上，白重恩、謝長泰和錢穎一宣布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相當可觀，一直穩定在20%左右。隨后，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Barry Bosworth和Susan Collins計算了中國的TFP(全要素生產率)，認為TFP對中國GDP貢獻率高達40%。這被國內經濟學家中的“樂觀派”廣泛引用。

　　毫無疑問，TFP代表著經濟增長中最靈性的部分，即扣除掉資本增加、勞動力數量的擴張等因素后的“殘余”貢獻度(solow殘余)。TFP并不簡單地是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一個會開推土機的家伙(接受了學會開推土機的教育)其生產效率肯定會高于一個拿著鐵鏟的人，這不代表著這個家伙是個效率很高的人，而是他對應的資本品更好。而TFP則剝離掉這種“資本品因素”，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更好的產權制度(例如同樣一個企業，同樣的要素投入，當這個企業被私有化之后，往往企業的TFP更高一些)、本土化管理模式、流程的研發創新，以及其他的效率提升等因素上。TFP表達的是單位投入的效率，是一種集約型的追求，而不是粗放投入的模式。偉大而犀利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994年發表了《東亞的奇跡》一文，就是抓住TFP的核心指標來分析東亞新興國家的增長方式，他認為東南亞的“老虎們”(如新加坡)依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例如資本和勞動)來推進經濟增長的。是“流汗”而不是“流靈感”的增長，盡管看上去勢頭嚇人但卻不能長久。從長期看，東亞增長模式不如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來自TFP的貢獻。

　　有趣的是，克魯格曼言論一出來就遭到了大規模的駁斥，像喜歡東亞“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斯蒂格利茨、喜歡“東亞出口導向的貿易自由化”的Bhagwati都紛紛表達了嚴肅的異議。更有很多學者從TFP計算方法的不規范性(激進的如Jorgenson和Griliches 認為存在TFP是因為分解工作做得太粗疏了，全要素完全是計算誤差導致的，如果所有要素都精確衡量，那么solow殘余是不存在的)、TFP同“要素堆積”自然而然帶來的技術進步之間含糊的關系來對克氏進行批評。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讓這些人都暫時地閉上了嘴，克魯格曼式的“TFP檢驗”大行其道。不過，隨著時間推移，亞洲金融風暴造成的“傷口愈合”，以及中印經濟地位的大規模提升，話語權力的格局似乎又轉移到了亞洲金融風暴之前的狀態：東亞模式再度得到強勁的叫好，同時克魯格曼正確的“TFP檢驗”再次遭遇更大的狙擊。

　　坦率地說，盡管克魯格曼會有一些夸張的成分，比如他并沒有很好地區分前蘇聯“斯大林式的增長”和亞洲“李光耀式增長”。前者是依靠公共儲蓄以及行政強制，而后者則是更多地利用私人儲蓄以及威權治理。前者并沒有市場形態，而后者則存在被規制下的市場形態。盡管如此，克魯格曼的邏輯仍是嚴密的。

　　盡管在具體的TFP數值上存在著巨大爭議，但我們可以撿取波動的趨勢來說明

中國經濟質量的完整圖景。斯大林體制下的前蘇聯，大部分時期TFP都是負值，這意味著一個典型的“流汗式增長”，而中國從1953年-1978年的TFP也大致為負數。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大規模的體制變革導致1978年-1986年TFP處于一個極高的水平。1986年-1992年TFP處于下滑期，一般估計為1.8%，大約GDP增長貢獻度為20%。1992年-1997年TFP重新上揚，重新回到高水平。而1997年-2001年處于衰減期。2001年之后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多項改革使得TFP又重新上升，但這一勢頭終結于2004年。從2005年之后，TFP處于下降態勢。考慮到中國的低利率以及勞動力定價偏低等因素，謹慎估計，目前TFP對GDP的貢獻大約在20%以下，而不是像海外吹噓的40%之多。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有TFP的貢獻，但并不顯著，雖然它比斯大林模式要好得多，但這也不是一種持久的增長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還是要對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一種憂患主義態度。我們當然希望中國的經濟增長強勁得如同“樂觀派”預測的那樣，但太多的鬧哄哄的廉價樂觀會干擾國民的心智。況且，中國目前的

房地產泡沫導致了大規模的財富轉移、資本的廉價化使得資本過度代替勞動，削弱了就業，一些領域尋租的盛行等等因素都會破壞TFP，使長期的經濟前景黯淡。于是，我們選擇了在GDP如此瘋狂增長的年代，發出卑微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