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梳理中國三大經濟區域財富脈絡，甄別未來財富增長基因。《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聆聽中國三個“造富發動機”傳來的最直接聲音，在呈現三大區域蓬勃發展的即時圖像和未來遠景的同時，也指明目前這些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最直接問題：

　　長三角面臨土地、能源、資源、技術藍領短缺和國內國外資金分流、地方政府壁壘等；

　　珠三角當年全國首創的“三來一補”、“前店后廠”等典型外向型經濟模式，正遭遇發展的瓶頸。今年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

　　環渤海地區來自市場的力量和活力遠沒有充分釋放出來，經濟運行和某些社會經濟活動還主要靠政府動員；

　　三個“財富發動機”亟須突破以上發展瓶頸，以便快速、高效運轉，并帶動其他地區共同發展，加速潤滑

　　任紹敏

　　僅占全國2.2%的土地面積，2006年GDP卻達4.75萬億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22.7%，長三角，一塊始終充滿活力的經濟熱土。

　　“歷史上長三角經濟基礎就比較好，再加上改革開放后江蘇、浙江體制改革的先發優勢以及浦東開發開放，長三角形成累積循環效應，吸引更多要素流動。處于正向循環之中的長三角，財富積累已經進入上升螺旋，會持續很長時間，財富必然不斷增長。”

　　創富基因

　　“區域稟賦和制度創新兩個主要因素的良性循環，使長三角成為中國財富的聚寶盆”，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志彪認為，長三角優越的區位條件和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化群，形成了對國內外生產要素尤其是高級生產要素的“虹吸效應”，大量的國內外生產要素在此追逐財富創造和增值的機會，由此形成經濟發展的“極化-擴散效應”；另一方面，生產要素的集聚導致了高度的產業集聚，以及高密集的競爭和互動的良性發展格局，又進一步誘發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進程，由此降低了財富創造和增值的交易成本。

　　“投資是三大都市圈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特別是長三角，其經濟增長表現出非常強烈的投資依賴”，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都市圈發展與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吳曉雋告訴本報記者。

　　劉志彪分析道，“現在，這些財富積累模式的內涵已經逐步揚棄了自身對全球化、市場化不相適應的內容，在高度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有逐步走向趨同的征兆。如浙江在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中，越來越重視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江蘇則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對原先的集體經濟進行了大幅度的民營化、股份化改造；而上海則在利用外資、利用資本市場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重大進步。”

　　劉志彪認為，地方政府不僅行使區域公共職能，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區域間競爭的發動者、參與者和推動者，如發動、參與、推動區域內重大的競爭性項目的建設和運營；為形成區域經濟競爭力而展開基礎設施建設的競賽；推動區域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資，等等。

　　增長動力

　　劉志彪認為，全球化和城市化是長三角財富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劉志彪同時坦言，長三角實現真正的融合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至少還需要一二十年。長三角實現真正融合的標志有很多，主要是三個層面：政府以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為己任，它不是一個以區域內市場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政府；市場是高度開放的而不是相對封閉的，其運行受統一的《競爭法》管制而不是主要受各地政府的行政命令管理；企業可以自由選擇，可以不受歧視地跨區域進行貿易、生產、投資和并購，這是長三角實現真正融合的微觀機制和基礎平臺。

　　劉志彪建議，要大力鼓勵在共同市場中進行跨地區的企業兼并重組活動。但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由于過去分散主義導向的盲目重復建設在長三角遺留下了大量的無效企業和無效項目，造成區域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的高度低水平同構趨勢，同時我們又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巨型跨國公司集中進入長三角市場的競爭威脅。

　　突破阻力

　　長三角面臨土地、能源、資源、技術藍領短缺、國內國外資金分流、地區利益本位等系列問題。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上海工業發展咨詢公司總經理董錫健對本報記者分析說，下一步長三角需要調整思路，發揮地域影響力、財富底盤大的優勢，搶占一些市場先機，主動與國際潮流(研發中心轉移、服務外包轉移)、國家戰略對接。

　　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長三角地區的財富積累進程，都與地方政府的作為聯系在一起。地方政府就財富積累和發展而競爭的體制特征，一方面成就了今天長三角的奇跡，另一方面，也使長三角的進一步發展遇到了區域壁壘、市場分割、要素利用效率低等難題。劉志彪說，為了使長三角地區突破阻力實現更好的增長，需要地方政府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淡出具體的市場競爭過程，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讓企業、市場、產業集群、行業協會、國際價值鏈等無形機制，逐步成為經濟協調的主要力量；政府要利用《競爭法》等規制，沖破舊制度下的區域壁壘和市場分割，使長三角地區按照形成國際競爭力、在全球化中能夠與發達國家進行正面競爭的目標，全面實現該區域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提高發展的效率。

　　吳曉雋發現，長三角在2000~2005年間表現出比1990~1999年間更強的投資依賴，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則明顯下降，這對于長三角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結構提升顯然不利。長期高度依賴投資拉動的長三角，表現出在三大都市圈中最低的邊際投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