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維昂組織主席 讓·皮埃爾·雷曼

　　埃維昂組織(Evian Group)主席、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教授讓·皮埃爾·雷曼(Jean-Pierre Lehmann)應邀在大連達沃斯論壇上主持"中國與世界"分論壇,返回歐洲后,讓·皮埃爾與同事分享了他對于 "中國和世界"的感受,本報特約共享。

　　事實上,在大連以外,我們想不出幾個地方能更形象地來描述"中國與世界"范式中的顯著變化。

　　過去:受欺壓的一卒

　　大連位于具有高度戰略地位的遼東半島,在滿洲里——現在的稱呼是中國東北地區——境內。大連行政區還包括正處于半島尖上的旅順港口——在西方歷史書中它以"阿瑟港"的名字更為人所熟知。

　　1894年到1895年間,爆發了第一次(總共三次)中日戰爭。從19世紀開始,大中國文明和帝國就在不斷的內戰和外戰交困中兵敗如山倒。日本顯示出早期的得勝態勢并且從中國要求取得了臺灣和遼東半島。而出于地緣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沙皇俄國也垂涎遼東半島。該地區的港口是唯一一個不凍港,能夠非常理想地用作跨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站。所以俄國對于日本的疆域野心勢不兩立。出于地緣政治,德、法加入到俄羅斯的一邊。三"巨"頭沆瀣一氣對抗日本——當時稱為"三國干涉還遼",以強迫日本放棄遼東半島。

　　沒多久,俄國占領遼東半島,建立了旅順港。而在亞洲東北部區域(也是對東京的帝國野心至關重要的部分),除滿洲里外,日本另外尋獵到一個大戰利品,就是朝鮮。東京提議允許圣彼得堡自由統治滿洲里,但作為交換,俄國人要讓日本人接管朝鮮。俄國人拒絕了,于是日本就在1904年和俄國人開戰,進攻并搶占旅順港。

　　到20世紀早期,老大中國帝國淪為了國際地緣政治棋盤上無能的小角色。雖然中國本身沒有像大部分印度那樣被殖民地化,但帝國強權確實對這個國家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中國1895年戰敗給日本以后,西方列強中興起了"切瓜"的狂潮,強迫北京授予租界。結果是正如中國1911年革命中民族主義領袖孫中山所說的,中國成為了一個"多國殖民地"——帝國主義團伙幫派的犧牲品。因此,當毛澤東1949年10月勝利挺進北京之時,他宣揚中國的"解放",在首次講演中他聲明:"永不允許中國再受屈辱"!

　　自信的今天

　　讓我們快速切換回2007年,屈辱一詞顯然不再和今天的中國聯系在一起。大連——寬闊而樹蔭茂盛的大道、眾多的公園和休閑中心、一個龐大的占地有幾個大教堂規模的博覽中心、設計顯要的摩天大樓與巨大的大學、科學和軟件園——儼然是中國一個自信滿溢的城市。而這個國家也成為世界的全球經濟動力機,美國巨額債務的支付擔保人,亞洲中東非洲和拉美市場的推動者和撼動者,未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國以及2010年世博會主辦國。

　　當然,這一切也不是沒有經歷風雨就得來的。以往歷練從荒謬的——比如歐盟和中國在2005年夏季的"胸罩戰爭"——到比較嚴肅的——比如日本和中國在領土和

能源上的沖突——到潛在災難性的:華盛頓"中國恐懼癥"的保護主義的抬頭,對此許多美國商界發言人在此次大連會議上已經提出了警告。這是一個足以把世界拖回到上個世紀悲劇性愚蠢的鬼魅。

　　中西和諧與對抗的哲學

　　與此同時,中國人希望使世界安心——也使自己安心——中國人不會報復也不愿意看到歷史重演血腥的20世紀(盡管不同的國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在大連和所有中國城市中主要展示的詞語,就是"和諧"。在Stradivarius小提琴中——以能演奏天籟般優美旋律而舉世聞名——為圖的巨幅畫報下,說明文字是激勵我們所有人參與建設和諧社會——"一個和諧的全球村"。

　　和諧是一個豐富的儒學概念。孔夫子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當時的中國處在各地方混戰中。孔夫子宣講:教化一種仁愛、慈悲、寬容、真誠、尊重、無私、勤勉、仁慈和良善的德性,是實現社會和諧與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對我們西方人而言,耳濡目染的是馬基雅維利人性惡的政治哲學,要說梅特涅獨裁與權利政治"和諧"——聽起來就相當奇怪,或者不如說是空想!我們相信的是沖突不可避免以及權力制衡。所以,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著名的美國逍遙學派大腕,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他從大連寫作的文章("在中國的鏡頭下看

伊拉克",2007年9月2日),把中國說成是"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對手"。"和諧"與"對抗"之間,顯然不相調和。為什么弗里德曼把中國稱為"對手"而不是"伙伴"或者是某些場合的"競爭者",我不敢肯定。不過他很明顯是在迎合美國"中國恐懼癥"的保護主義低級趣味。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套用一句著名的中國諺語:在21世紀之初,我們正處于"同床,一個合諧的美夢,還是一個對抗的噩夢"的當口。

　　我本人的觀點是我們應當對"和諧"這一提法嚴肅地接受、觀察并探索,不管它乍聽起來有多么古怪。我們西方人不應該忘記,在20世紀(以及現今對伊拉克的入侵)我們在這個星球上制造的可怕的"混亂"("混亂"是種溫和的說法),有鑒于此,其他可選的范式、概念和政策是很值得我們尋求的。不要炫耀"弗里德曼式"的武力恫嚇,讓我們給"和諧"一個機會,并且和中國一起參與嘗試實現。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是其他的選擇將是破壞性的。具體來說,我們必須協力建設一個正視21世紀動力與挑戰的堅固的全球秩序——秩序能夠加強和諧,以及合力建立一個活力的、包容性的、平等的、開放的全球市場經濟,以規避無序和沖突。商界領袖對此可以發揮巨大的、高度建設性的作用。

　　(翻譯:張秀英,標題為編者所加)